说是去协助调查，实际上我已进了拘留所，过着没有自由的生活，接受了类似审讯的所谓调查。*.大文学在法制建设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明知不对，也只能忍受住。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个坚定信念仍然在支撑着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大风大浪锻炼的人，什么问题都能坦然自若；什么困难都会“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第二天上午，三个法官对我进行了审问。“姓名？”“张晶星。”“职业？”“医生。”“医生的职业道德是什么？”“救死扶伤，实现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既然如此，范和平的‘安乐死’，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澄清这一事实，我想必须从以下几个问题着手调查。”“你先谈谈吧！告诉你，你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屋里有监控器，一切言行都会记录在案。希望你做个聪明人，千万不要做那些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我知道。”沉思片刻，我接着说：“首先，必须要弄懂什么是‘安乐死’？其次是，查清医院究竟有没有对范和平实施‘安乐死’？然后，分析清楚范和平真正的死亡原因，在治疗过程中，我有什么过错？到底应该不应该负法律责任？最后才能澄清，我是不是以‘安乐死’的名义，杀害范和平的不法之徒。”其中一位法官说：“思路基本上和我们相符合，你就先谈谈自己的想法吧！”我沉着冷静的开始叙述：“‘安乐死’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就是‘安乐死’。范和平是个晚期癌症病人，在他痛苦不堪之时，曾经强烈要求‘安乐死’，并立下字据，现保存在尹院长那里。当前各国对‘安乐死’是否合法存在争论，荷兰、比利时、美国、瑞士、日本等国都已经立法。在我国，人们对医学是预防死亡、延长生命这一使命的印象太深刻了，把享受医疗当作维护自己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对医生寄予厚望，希望所有的医生都能成为起死回生的救世主，因此有很多人认为‘安乐死’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至今对于‘安乐死’仍然无法可依。故而，当范老再次提出愿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时，说实话，我被他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感动了。尽管如此，我耐心的向他介绍了有关知识，当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时，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一位法官有点激动不安，问：“他说什么？”我接着说：“他说，‘看来我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能，还不如个死刑犯，一颗花生米，痛痛快快就解决了。’一个身经百战的老革命说出这种话，我心里很难受。我也知道不治之症的结局会相当拖沓，无形中延长了病人临终前的痛苦。诚然，同情归同情，不能无视法规。所以，我们无情地拒绝了他这一愿望。说我们对他实施‘安乐死’，纯属无稽之谈。之于下面几个问题，可以把他的住院病历交给医学界的权威人士去研讨，我相信一定会得出正确结论。”一位法官说：“我们当然会调查一切有关问题，现在你必须如实回答下面几个问题。你本人是否很赞赏‘安乐死’？并大肆宣扬，自己要实行‘安乐死’。”听此话音，我知道那天在办公室的讲话被范和平的女儿听到了，便不卑不亢地回答：“我是属于我国对‘安乐死’持肯定态度的人之一吧！因为医生的职业道德是救死扶伤。依我看，如果医生明知绝症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熟视无睹，既是对患者本人**的摧残，也是对患者家属与亲友精神的折磨和经济上的不负责任。其实，‘安乐死’体现了社会的文明、进步。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的合理使用；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所以我毫不掩饰地对同事们讲过，自己老了会立下遗嘱，一、捐献角膜；二、选择安乐死。”法官又说：“你应该清楚，在‘安乐死’方面，医生不应当起主动提倡作用，而只能扮演配合和被动的角色。否则就会削弱医生救死扶伤的斗志。你的言行恰恰相反，是持赞赏和积极的态度。因此，家属不得不怀疑你曾经用过促进范和平死亡的药，以至于他出人意料，没能拖到下个月就提前死亡。你犯有‘帮助自杀’行为，这在刑法中就涉嫌故意杀人罪。你知道吗？”原来如此，我便说：“我只是口头上的赞赏而已，我可以用事实证明自己，根本没有帮助自杀的行动存在。”他又问：“你对他用的麻醉药品杜冷丁，为什么从一日一次改为必要时？这必要时，是不是就是你对他实施‘安乐死’的暗语？”我心中豁然开朗，原来疑团在这里。我解释说：“必要时，不是我们内定的什么暗语，是一句医学术语。是医嘱当班的医生、护士，在病人十分疼痛时，或是紧急情况下，可以用这种药或者采取这种措施。范老难以忍受的痛苦时刻折磨着他，让我这个医生很揪心。为了尽量减轻他的苦痛，提高一些生活的质量，我决定加大一些麻醉药品的剂量，当他疼痛严重时，再使用一次。”他又问：“如果这个医生认为他痛苦很严重，用一次；过去了一回儿，那个医生或护士又感觉他很痛苦，再打一针，这样一次又一次，会不会用量过大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我说：“医生用药是有原则的，不是想当然。大文学很多药都是按体重计算剂量的，力求掌握在最大有效量，又不能到最小中毒量。再说，用药时间、剂量都有明确记载，内行人一看就清楚。”他笑着说：“我是不是尽说些外行话？”我忙说：“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又说：“没有什么意思，随便说说而已。今天就到这里，你回去再好好思考思考，有什么要说的可以随时转告我们。”我想：说多了也无用，还是耐心等待你们的调查结果吧！
三天以后，看守所的值班员对我说：“你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回家了。”气候已经转热，我几天不洗澡，皮肤干燥作痒，只想赶快回家洗个澡。出人意料的是，有好几个记者围堵在大门口问个不停：“范和平之死为什么会引发一场‘安乐死’纠纷案？为什么会控告你是杀人凶手？你与死者有什么过节？”“死者家属为什么又要拆诉？是否已经查清事实，确认与你无关？”“听说是老干部再拖一天，就能领到下月的几千元钱工资，他女儿一气之下，把你告上了法庭，你不觉得委屈吗？”“你作为一个医生，对‘安乐死’持积极态度，是否违背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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