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从来都不想出头露面，可是，一不小心，竟成了新闻人物。.既来之则安之，我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政治观点。不妨借此机会，既澄清事实，又可以让人们多了解一些有关“安乐死”方面的知识。我沉着应战、脑海中理顺思绪后，大声地说：“对于各位记者提出的问题，我不想一一解答，也许，这事本身就是一场误会。我只想谈谈对‘安乐死’的看法。‘安乐死’就是无痛苦死亡。也就是说，对身患绝症的患者，在垂危时，由于精神和躯体处于极端痛苦之中，在病人和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促使病人迅速在无痛苦状态中提前结束生命。这种做法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有法可依。范和平是位高级干部，他懂得这方面的知识。在他身患绝症、濒临死亡时，提过‘安乐死’的要求。因为我国还没有立法，他家属也不同意，所以，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此事。当然，我们在办公室赞扬过他的真正的唯物主义精神。因为‘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当一个患者已经无望好转、濒临死亡、且遭受着**和精神上的极端苦痛时，依靠高科技手段勉强延长生命，并不是生命的美好。而是求生不成、求死不成的煎熬。与其让精神和**经历惨不忍睹的折磨，不如主动结束生命，选择有尊严的死亡。因此，‘安乐死’是帮助病人解决垂危之苦；意在使病人‘安乐’；不是使病人死亡。因为死亡已经注定，并且即将降临。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选择‘安乐死’，所以它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恰恰相反，是保护了病人自己选择生命的权利。由此可见，医生实施‘安乐死’的过程，是符合医生的职业道德的、是人道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越来越注重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质量。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思想已经不被大家所赞赏，很多人认为，温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要比那种靠人工方式来维持和延长的虚假生命，更符合现代人的道德观念、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把选择‘安乐死’的人，这种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视为勇敢无畏的行为。那么，通过合法手续，为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则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也是符合医生的职业道德的，与谋杀是牛头不对马嘴。所以，我国对‘安乐死’的立法，已经迫在眉睫。因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的一种体现，有利于卫生资源的公正、合理使用；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有位记者问：“你今后是否会致力于‘安乐死’的推行工作？”我明确回答：“我是医生，我永远致力于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另一位记者问：“依你看，‘安乐死’在我国会很快就立法吗？”我说：“伟大领袖**曾经这样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此时我看到尹院长出现在记者后面，便趁机脱身，我说：“对不起各位，我们院长来接我了，我得回去上班。”院长说：“谢谢各位，我们回医院有要事处理，采访到此结束。你们能给我们的医生、我们医院一个公正的报道，我就心满意足了。”有人回答：“我们是真理的使者，不会辜负你的期望！”院长满意地点点头，说：“谢谢你们！”护着我上了他来时乘的那辆出租车，离开了现场。
在路上，尹院长说：“先跟我去院部办公室，书记要找你谈话。”我点头表示同意。史书记见到我就说：“这几天辛苦你了。”见到领导就像见到了亲人，又听到了这样的问候，真觉得有一肚子冤屈要诉说：“这几天根本没有做事，不辛苦，就是心里苦。”书记说：“这就是你一回来我就要找你谈话的原因。你必须正确对待这件事，虽然事情的是非曲直已经查清楚了，确实与我们医院、与你个人都没有关系。但是，考虑到范和平的身份，以及他子女的地位，此事影响不能扩大化、处理不宜公开化。范局长讲了，这事是他姐姐个人所谓，他们其他的人都不知道，他代表全家向你陪礼道歉。我想，一切恢复正常就表明没有什么事了，这一点你能理解吗？”我点点头。大文学书记接着说：“还有一件事也必须对你讲清楚，党组织对你各方面的考察，已经决定把你作为‘七一’前发展的对象。可是，给这事闹的，毕竟大家都看到你被法院带走了；医院内部也众说纷纭。经过慎重研究，一致认为严格要求对你的成长有好处，决定延长你的考察期，把你放在党外，比在党内起的作用更大。希望你能经受住考验。”话已至此，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说：“史书记放心，我相信党组织，也相信我自己能经受住任何考验。”书记连声说：“这样就好！这样就好！”
改革开放后，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都大大加快，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七一”前夕，我终于有资格站在党旗前面举手宣誓了。当夜我激动不安、毫无睡意，无人知晓我内心所经历的风暴。虽然这一天迟到了二十多年，毕竟是到了；虽然我从思想上早就入党，毕竟从今天起，我才从组织上入党，才开始计算党龄。旭斌！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我感谢你对我的帮助和鼓励。如果我们当时能有现在的政治氛围该有多好！如果我们当时的通讯能有现在这么方便该有多好！可是，人的生命似洪水，奔流到海不复回。没有如果，只有遗憾！风和日丽万千情，我俩仍是梦中人。
八十年代初，我们住进了现代化的两室一厅，并且实现了家庭的电气化。记得即将调离立新医院时，工会出钱向一个海员买了台旧的黑白电视机，引来全集镇的人，自己职工和孩子都看不到了。妇产科史医生说：“这样受罪，不如自己买一台在家里看！”我惊讶地问：“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不如化几百元钱买一台，在自己家里看多好呀！”我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想都不敢想，摇着头连声说：“我买不起！我买不起！”如今从不敢想，到黑白电视不愿看，要看彩色电视，只有几个年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足以证明改革开放政策是利国福民的万全之策。
儿子还在上小学，虽然是掌上明珠，我要求严格，上课必须认真听讲，凭他的聪明脑袋瓜就能掌握百分之八十知识，再认真完成作业，成绩肯定能在一般以上，我并不看重考卷上多一分，少一分，而是要求他灵活掌握知识；我对他注重的是道德品质教育，我的观点是先成人，才能成才，革命传统教育和艰苦奋斗的教育不敢懈怠。有一次，他放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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