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静静地倾听他的诉说，“我这个病，再好的药也无用，不要浪费国家的钱财了！”他喘息未定，又说：“医生，帮个忙好吗？”我忙说：“老领导，什么事你就说吧，我会尽最大努力为你办好所托付的事。”他接着说：“我不想失去尊严，给我实施‘安乐死’吧！我负法律责任，我可以签字，可以立遗嘱。就让我平平静静的去马克思那里报到吧！”我惊呆了，原来是要我帮他无痛苦死亡。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伦理学、法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特大问题。我真不该斗胆夸海口，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为好。他的儿女们听后，也非常惊讶。你一言，他一句的说：“爸爸，你会好起来的，大家都盼望着你早日康复呢！”“爸爸，你前两次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会没事的。”“爸爸，你别胡思乱想，不可以的，我们都不会同意的。”他熬过一阵剧痛后，说：“我不是没有毅力的人，近期内和你们永别已成定局。我不堪忍受这极度痛苦，还有即将用药物和高科技手段延续的生命，这种没有意识、任人摆布的假生命，有损于我的尊严，我不想要。我要履行选择自己生命的权利。这事就这样定了。快拿笔和纸来！”这种权威性的发话，见几个子女都没有动静，在相互递眼色。他生气了，说：“你们谁有孝心就给我去拿来。”停顿片刻，见大家仍然不动，他严肃地说：“老大，我命令你！”大儿子无奈地从皮包里拿出纸笔，老人用颤抖的手写上：我决心“安乐死”。与法律无关。范和平亲笔。并把写好的纸交给我。说：“你去办吧！你答应帮我的。”我觉得自己接在手里的是千斤重担，实在挑不起。而我又无话可说，便心事重重回到办公室。
护士长正在核对医嘱，见我走近她，便说：“高干病房的老爷子，每天的医药费高达二千多元。”我惊讶地说：“这么高？主任知道吗？”她说：“怎么不知道？我向他汇报过，你猜他怎么说？”我问：“他怎么说？”她把双臂往后一背，学着主任的腔调说：“你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这种病人用再多的钱都不愁结不到账，该检查的一项都不要遗漏，家属的要求尽最大努力满足。你得跟上形势，有点经济头脑！”还用手指着脑袋转了几圈。我笑了笑，说：“别逗了，医生的道德责任是救死扶伤。而医生经常会处于十分尴尬和万分无奈的境地。你先看看我手里这张东西吧！”“什么宝贝？”随着这声音，在场的医生、护士都来凑热闹。一个个传阅以后，都惊叹道：“到底是老革命！”“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这可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我说：“是呀！当初老人要我帮他一个忙，我满口答应了，做梦也想不到是这么难办的一件事。其实，老革命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对的，有超前意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个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即使是华佗和李时珍同时返回人世来进行会诊，也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自己也说，该去见马克思的时候了。”护士长低声说：“可别这么说，这可是他们家的摇钱树！你没有看出来？”此时，他的女儿前来找我，说：“张医生，不允许你给我父亲搞什么‘安乐死’，他是疼胡涂了才胡言乱语的，他革命一辈子，风风光光了一辈子，怎么可以这么个死法呢！他活着一天就是我们全家人的幸福。”我劝慰她说；“你放心，‘安乐死’是一个涉及到法律责任的严肃问题，我们不会轻易地单凭病人一向情愿就采取某些措施的。其实，‘安乐死’的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在荷兰、比利时等国家都已经积极立法。而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思想，所以争论比较大，尚未立法。依我看，当病人身患不治之症已临近死亡，又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生命，让他无痛苦死亡，有什么不好？”护士长说：“人到死时都想活，俗话说，宁在土上挨，别往土里埋。”我说：“我的想法不同，活着，生活要有质量。与其痛苦不堪地等死，特别是那种用药物和高科技维持的虚假生命，真是把钱往水中丢，浪费人力、物力资源，不如选择提前无痛苦的死亡。我要快走到人生终点站时，就立下遗嘱：一捐献角膜；二选择‘安乐死’。”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呀？”觉得不可思议，护士长说：“还早着呢！别说那些不吉利的话”大家都做个鬼脸，便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老革命的精神状态日渐衰弱。有一天查病房时，他突然问我：“你什么时候帮我去见马克思？”我说：“老领导，对不起，这个忙我帮不上。”他诧异地问：“我这几天白等了？我都签字了，你怕什么？”我说：“老领导，你是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我们非常敬重你。我们医生一贯是以救死扶伤为道德责任，保卫人类生命是我们神圣的权利。你要我帮的这个忙，对医生来说，不应当成为解除你痛苦的正常办法。你提出的‘安乐死’，在中国还没有立法。”他说：“我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被老革命的精神所感动，耐心地说：“老领导，尽管‘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有利于从精神上和**上解除病人的痛苦；也可以减轻很多人为的负担。因为它涉及到法律、伦理道德、社会与人类学等方方面面，所以，要共同努力。而在我们周围，除我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敢陪同你吃这只螃蟹！”他有气无力地说：“看来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能。生了这种恶病，还不如个死刑犯，一颗花生米，毫无痛苦地走了。”听此言我的眼球湿润了，再也说不出话来。一个驰骋疆场、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英雄好汉，竟会说出这种话，可想而知，病魔对他的折磨有多么残虐！
老革命的呻吟时刻牵动着我的心，我把所发生的情况向主任作了汇报。他说：“‘安乐死’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法可依，在我们国家里，仍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它就像是横在病人前头的一把双面刃，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我们千万别冒这种风险，特别是这位老革命，冒犯不得！”我会心地说：“我知道。老革命很有毅力，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有多么的痛苦，我想把麻醉药品的剂量加大一些，杜沦丁改为一日两次。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不忍心让他活的太痛苦。”主任说：“两次也未必收到预想的效果，干脆把医嘱改为必要时。”我说：“好吧！”从此就按照这个医嘱执行，老革命的痛苦感受自然缓解一些。渐渐麻醉品成瘾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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