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的候诊大厅里设有挂号室、收费处、药房、化验室、急救室等，两侧的宣传栏里内容丰富，首先是就诊须知，也有每天更换的报纸杂志，还有卫生保健知识介绍和院内的科研信息、好人好事，更有病人送来的表扬信。穿过大厅往里走，通过传达室便进入住院部。左右两棵雄壮的宝塔松生机昂然、郁郁葱葱，无声地告诉人们医院历史已久。病房有排列整齐的四幢三层楼房组成，一看就知道是五十年代的建筑物，间距较大，有利于绿化，水泥路旁是修剪整齐的瓜子黄杨绿篱，每个花园里都有小亭台供病人休息，也有假山和喷泉，鹤寿万年的雕塑和喷泉组合在一起，令人心旷神怡。四季鲜花盛开，春天的迎春花、海棠花、桃花、樱花争相斗艳；炎夏的荷花、并蒂莲冉冉开放，在喷洒的水珠中更加娇美动人；秋日金黄色的桂花，香气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一盆盆菊花色彩各异，艳丽多姿；冬天的腊梅花迎风傲雪，清香诱人。病人常说：“到了这个环境，病就好了三分！”
高尔基说过，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确实如此，时间，我曾经度日如年，也曾为它悔之晚矣！而当我沐浴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阳光雨露生活时，时间在飞奔。弟弟、妹妹都成家了，孩子们也长大了。我和林志远各忙各的事业，他在全国性科技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并获得了几项科技成果奖，当他取得显著成绩时，我会由衷之言以致祝贺。每当他得意洋洋问我：“星儿，你爱不爱我？”我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搪塞：“都老夫老妻的了，还谈什么爱不爱的，不觉得难为情？”扪心自问：我对他只有包容和友情，没有爱情。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可我无论如何都调动不出像对待李旭斌那样的情感。他是否真正爱我？只有他心里有数，起码是并不深切。有一次，我借用了公家买给他用的自行车出去办事，被一辆三轮车撞倒了。当他看到我一拐一瘸地推着车子回来时，开口便问：“车子搞坏没有？”根本不关心我的痛痒，好像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根本抵不上一辆自行车。这比用“我和你母亲同时掉进河里，你先救我，还是先救母亲？”这种无聊的测试题灵验多了。我把答案记在心里，也不生他的气，何必拿别人做的错事来惩罚自己呢？我从不在外人面前说他的不是。因为当众数落自己丈夫的女人，是世上最愚蠢、最无能的女人。我也从不提及他的错事。我认为那种抓住对方的小辫子、经常提提背景、把对方捏在手里的做法是消极的，只会使婚姻进入冷战状态，二人一齐走进死胡同。我想，既然要想维持这个家，就得宽宏大量；既然原谅他的过错，就得翻过那一页，看眼前的这一页。否则，苦涩的味道将弥漫在各个角落，岂不是自寻烦恼吗？不利于家庭和睦，也不利于身体健康，还不利于子女的成长，更不利于专心致志搞好工作。婚姻需要忍耐，持之以恒的忍耐。他忍耐我心中有李旭斌，我当然要忍耐他。他的初恋情人名字里有个菊字，每年秋天，他都会买一盆菊花回来，我也会心照不宣欣赏它、养护它。在所有人眼里，我们是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一对相敬如宾的夫妻。有时我想：一个没有爱情的家庭能经营到如此地步，实属少见。毕竟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没有爱情，总存在亲情吧！孩子是感情的纽带，为了孩子，我们珍惜这份感情，求大同存小异，致力于维护这个家庭。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古人说家和万事兴是很有哲理的。因为家是一家人的归宿、是相依为命的小集体；又是孩子们成长的摇篮、幸福的乐园；家意味着一种责任，不仅仅是夫妻二人，还有双方父母和需要共同扶养的子女。大文学家对社会而言，是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就像人体的一个细胞。它必须是健康的，如果有一个或多个细胞坏死，就会影响人的生命。所以，如果很多家庭都处于打打闹闹、风雨飘摇、甚至于是破碎支离的状态，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安邦治国、欣欣向荣、民富国强。处理家庭矛盾，必须坚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原则。在自身多找找毛病，不要遇事就指责别人，好像自己是真理的化身。要多作换位思考，要宽容大度。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千万别为一些小事纠缠不清，摆出个不弄清水落石出决不罢休的架式。这样经常争吵，会伤透双方感情，如此日积月累，导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婚姻危机。家庭战争的火焰还得自己来扑灭。这又何必呢！还是多回忆回忆热恋的甜蜜、温馨而浪漫的往事，再看看进入甜美梦乡的孩子。也许，你就不会一意孤行了。
我在医院勤奋工作、任劳任怨。与同事相处以和为贵，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一切服从于工作需要，把方便之门留给他人，困难自己设法克服。在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后，我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就在组织上严格考察我时，平静的生活中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医院高干病房里住着一个离休老干部范和平，大家都称他为老革命，是晚期癌症病人。四年前因患肺癌，做过肺叶切除手术；两年前因脑部有病灶，又做了一次手术；两个月前，发现脑部有多个转移病灶，上海某医院已经不接受家属手术治疗的要求，建议回当地医院保守疗法。来到本院后，领导特别重视，有主任亲自查房、开医嘱。这位老干部原来是地区的副专员，他的两个儿子如今都在市府的某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儿女们也非常孝敬老人，要求医院不惜代价挽救父亲的生命。前来探望病人的亲朋好友、还有些老人根本不认识的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前客让后客，来来往往，病房简直成了接待处。告别时都会留下一个厚厚的红包，很多都是用信封装着，里面的数量可能要以万字为计算单位。各种滋补品每天都收到一大堆，晚上有驾驶员往家运送。这真应验了古人的一句话，三十年前是看父敬子，三十年后是看子敬父。主任开医嘱，用的全是些高档药品，尽管如此，对于一个广泛转移的晚期癌症病人，实在难以妙手回春，病情日渐恶化，病人痛苦难忍，麻醉药品已经使用上了。就在这种状况时，不知为什么，主任把病床移交给我管理，虽然感觉有点奇怪，然而，服从工作需要是天经地义的事。接管这个病人后，对治疗有些想法，不过，我仍然尊重主任的医嘱，没有作任何改动。
有一天查病房时，老人断断续续对我说：“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我非常满足了，自己的病心里有数，该见马克思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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