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

亡之时就是一种崭新的、更壮丽的生命诞生之时…死亡与诞生仅仅是生命的自相斗争，其目的在于不断地把它自身表现得更加光辉，更加类似于它自身。”正是在对死亡的赞美上，张承志从八十年代开始就与当代作家拉开了巨大的距离。

    “在1984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后来，刘宾雁发表了他的第四次作协大会日记，讲舞星张贤亮怎样提议为‘大会工作人员’举办舞会，而实际上真正和大会工作人员跳舞了的只有他刘宾雁——那时，我们在上坟；九省回民不顾危险冲入兰州，白布帽子铺天盖地。我挤在几万回民中间，不知言语，只是亢奋。那一天被政府强占的、穷人的救星的圣徒墓又回到了哲合忍耶派百姓手中。他是被清政府杀害的——声威雄壮的那次上坟，使我快乐地感受了一种强硬的反叛之美。”“张承志这段来被重视的文字，实际上已清晰地显示出80年代中期起知识分子的“反叛”已发生深刻的分裂。所有90年代的矛盾与冲突，都能从80年代浑浊的话语中找到线索。“跳舞”与“上坟”都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姿态。两种迥然不同的反叛行为，都极具美学内涵。我不得不佩服张承志这一概括的准确与精妙，这或许是他的一种直觉。刘宾雁选择的，是一种世俗的、参与的、下降式的，迂回而又功能十足的反叛；张承志选择的，则是一种弃世的、拒斥的、飞升式的，直接而又美不胜收的反叛。刘宾雁的“跳舞”，企图恢复被国家掠夺的公共空间，寻找一种个人主体性的话语形式；张承志的主坟，则以彼岸世界为参照来提纯此岸世界，从而进入形而上的宗教境界。刘宾雁立足于“生”。在享受感官快乐的同时拓展个体生存的自由度；张承志立足于“死”，在膜拜伟大的死者的同时与物质化的生存决裂。刘宾雁在跳舞中绝难寻找到“美”，因为跳舞在他不过是一种手段；张承志的上坟却完全是为了上坟，他将上坟目的化，从而寻找到了“强硬的反叛之美”。因此，在众生喧哗的90年代中期，张承志有资格宣布：“跳舞派”终于堕落成了小丑，而“上坟派”则升华为杀身成仁的义士。

    在把死亡当作医生这一点上，张承志严然是一个“小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说过：“死是一切罪恶和错误、一切情欲和贪欲。一切需要和斗争、一切苦难和悲痛的否定、终端。因此，古人便把死称为医生。”为何把死称为医生呢？在《论死与不死》中，费尔巴哈有几句著名的诗：“它是地上最好的医生。这位医生，从来没有失败过。无论你们的病多么重肝他都会取得自然界的同意加以根治。”当思考进入“死亡”这一领域时，讨论便很难再进行下去了。死亡是人类的有限性，把这种有限性当作医生，绝大多数有“生之依恋”的人都难以接受。张承志在此处与自由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分道场镇：自由主义者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有其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尊重生命的价值，在现世生活中追求幸福；存在主义者认为，人发现了荒诞，也就发现了世界，并从此与之共存，而自杀或杀人则是取消了世界，所以既不能自杀，也不能杀人，否则就意味着虚无主义统治了世界；张承志则认为，只有血脖子教才能拯救堕落的人类，除了天堂便是地狱，没有中庸的人间，要进入天堂就得跪下去仰起脖子，在等待大刀砍下的那一瞬间，让精神获得永恒。

    走向死亡，也就意味着走向宗教。宗教为死亡美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中国历史上哪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不是打着宗教的旗帜呢？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杨秀清，装神弄鬼，颇类滑稽闹剧，背后却有极其深刻的人类集体无意识。法国历史学家吕尚在《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一书中谈到：“憎恶与恐怖导致暴动的发生，而持续的革命则需要宗教式的信仰来支撑。”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死亡，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戈塔尔博士何以会灭绝人性地枪杀自己的孩子后自杀，三岛由纪夫何以能用冰冷的军刀剖开自己温暖的腹部。戈培尔博士将法西斯主义当作自己的“绝对真理”，为了捍卫这一绝对真理的纯洁，血缘、亲情、人道主义不过如鸿毛之于泰山；三岛由纪夫将皇民主义当作自己的“美学之极致”，为了体验这一美学极致的幸福，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肉体的痛苦和生命的眷恋。进入宗教层面的死亡美学，其感染力远非其他人文科学门类所能比拟。

    令我松一口气的是，死亡美学仅仅是张承志的一种策略而已。他依旧是一个对生命极为迷恋的人：要不，他何必为自己的著作在日本畅销而沾沾自喜，字里行间甚至流露出“得志便猖狂”的心态呢？他兴致勃勃地跑到两脚动物满街走的日本去推销峻的《红卫兵时代》，目的不为日元难道是为了扬国威么？

    上个世纪末，有一个孤独的读书人在面对吞噬着自己的黑暗而寂静的原始森林的时候，他的心情比张承志要沉痛得多。“世界变法之成功，必有人为之流血。中国变法尚无流血，流血请自嗣同站。”谭嗣同果然走向广菜市口。张承志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谭嗣同呢？

    我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说他是凯撒，他也不过是戏台上的凯撒而已。张承志所进行的，与其说是“圣战”，不如说是师出无名的、表演性十足的“游戏”。他的虚伪，显然比他的真诚更加可爱：皇帝容的新衣是一件怎样的新衣，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愚人治理愚人国

    ——点评《荣庆日记》

    荣庆，字华卿，号实夫，正黄旗人，生于咸丰九年（1859），卒于民国六年（1917），终年58岁。幼年家境贫寒，读书亦用功，“历应芙蓉、潜溪书院课，亦间列前茅”。光绪五年中举，年仅对岁。光绪十二年入翰林院，从此青云直上，做到山东学政。庚子突变后，荣庆辅佐奕囫处理善后节务，深得慈植欣赏。此后，历任军机大臣、学部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独当一面的重臣。荣庆亲自经历晚清的时代风暴，且地位显赫，放其日记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比读《清史稿》里的百十个人物传记有趣得多。

    先看日记中关于甲午战争的记述。“闻大连城不守，朱军失利，东打日棘，毫无补救，奈何！”“闻旅顺不守，军士良死斗，伤哉！”“闻和约已用御宝，夷情险凶，大变离奇，主弱权分，将骄兵肆，＿二三点义。实难挽回，蒿目伤心，坐以待毙，真无可说也。”忧愤之情时时可见，要是在古代，确实是个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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