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国家的文学界，总有这样一批视文学为商业的作家，而且那里出现的某些大作家，其个人作用可以胜过几千名思想小贩”。我认同于托克维尔的观念，既然社会正在急剧转型，作家也需要一个新的定位。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看似崇高得不能再崇高了，但60年代的作家哪一个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符码？所谓“社会的良心’，难道不是因为公众的良心都种在剥削阶级的根上才让作家来替他们言说？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转型期，作家走出体制的约束，走向广大的市民社会，积极参与文学商业化的进程，这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边债的书商，不也退出了不朽的巴尔扎克吗？唯利是图、充满铜臭味的巴黎，不也吸引了无数的文学大师与艺术巨匠？
道德本来就是一个不可盲目相信的名词，正如旷新年先生所说：“道德似乎是一个不祥之物。它总是在知识破产和秩序崩溃的年代君临天下，成为收买一切的‘硬通货’。——在谈及道德问题时，我们不可忘记，道德有一条标准线：正当的个人利益；道德有一个前提：主体的自由选择。不承认正当的个人利益，剥夺人们的自由选择，乃是从根本上否定道德。张承志将道德视为生死令牌，好似金庸小说《侠客行》中出现的“惩恶奖善令”，今牌一出，号令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自己充任道德法庭的法官，却不反思自己何以拥有此种权利；理直气壮地将他人推向被告席，却不追问善恶的标准何以建立。“这也许是一向以道自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古已有之的陋习，总是将自家的一己标准冒充为代表国家民族群体利益的公共价值加以推广，强难于人，自己也因而获得了卫道的正义感而愈加相信师出有名。历史上的‘以理杀人’是如此，本世纪的‘革命大批判’也是如此。这样的批判姿态不能不是政治专制主义的温床。——在人类历史上，当社会由少数几个专制者统治时，他们往往喜欢培养人们对义务崇高的信仰，西方有圣徒，中国有雷锋。我不否认圣徒、雷锋的人格力量，但是难道人人都得像他们一样绝对地纯洁吗？如果以这种现实中人很难达到的标准去要求人、让人必须做这样的人，那么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把戏，受益者是谁，不言而喻。
泛道德主义是一座设计精巧的纸牌坊，我们理应为它的崩塌而欢呼。张承志为其招魂，不惜号召进行一场文化的圣战。尽管目前持这种观点的人只属于极少数，但我们对其负面影响却需保持警惕。李书磊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德主义是一套言不及义的社会药方，是不能真正解决历史疑难的妇人之仁和匹夫之道，而且在社会变迁中张扬道德主义很容易变成对旧道德和旧体制的招魂，和知识分子最耻于为伍的那些力量沦为同类。”o在这样一个道德感日益薄弱的时代，倡导道德本无可厚非。可是，在闭口不谈对一个社会来说更为重要的两大根基——民主与法制的前提下，将道德泛化，绝对化，终极化，超验化，则又将重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覆辙。
对于有着超乎自身利益的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以真理在握、党同伐异的态度来批判社会现象，还是以真诚对话、双向交流的姿态来与大众沟通；是以自我封闭、以战为乐的方式来强迫别人接受理想国，还是以严谨务实、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开发民间资源、激活民间资源，何去何从，是我们不容回避的选择。
“他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那些昔日枕着泛道德主义的温床舒适地睡大觉的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拥有的大陆变成了孤岛，他们不敢去思考为什么洪水会泛滥，而只能学着窦娥一样撕心裂肺地哭诉。
然而，这种哭声，我总觉得过于矫情。
三、死亡：魅力无穷的美学
加缨说过：“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死亡。”在存在主义者那里，死亡是判断人生价值的首要前提；在张承志那里，死亡则成为一种魅力无穷的美学。张承志作品美学上的穿透力，正是其打动青年学生心灵的秘密所在。
“血是红色的，而信仰是蓝色的，它们相侵相染后的颜色竟是——贫苦悲壮的黄色……血流成河。血侵入我坚信曾是蓝色的山地以后，蓝世界变成了黄土。”在讲述哲合忍耶教的历史时，张承志有意将美学魅力推展到极致：贫困苍凉的黄土地经过他巧妙的置换，居然成了信仰的蓝色和鲜血的红色相浸相染的结果。我不知道根据色谱学原理，“红十蓝二黄”的公式是否成立。但张承志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确实能够引起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他深知，一个社会在走向民主化的同时也走向平庸，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只能是一地飞舞的鸡毛。在平庸中生活的人们，潜在地拥有着超越性阅读的渴望。谁不会被这样的文字所打动呢——
“18世纪的清军统帅确实不能理解：为什么起义的农民能够举着木棒铁锹扑向兰州城呢？为什么他们在可以突围转移时，却死守华林山全体牺牲呢？19世纪末的人物左宗棠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他的大规模的军威皇法前，挑战的尽是些褴褛的、面带菜色的人？为什么在他看来是目不识丁的农民马化龙的人头在示众中国各州县十年以后，还有人苦苦恋着，一直欲盗回那颗枯干变形的人头呢？”“哲合忍耶苏菲主义因为清朝官府的镇压，坚信殉教可以直入天堂，因此它反叛不已，辈辈流血，农民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后来对信仰的坚待变成对自己利益和心灵的守卫。坚持带来了牺牲；死人受到了狂热的崇拜。光辉灿烂的秦皇汉武唐家宋祖在不识字的黄土高原里没有人知道；代之而起的是另一些名人，农民的名人，一生清贫终遭惨死的穷伟人。他们的坟墓有自愿的教子虔诚地看守，每逢他们的祭日就有来自天南地北的崇拜者在此念祷词，让那些列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年表上的列代皇帝们永远嫉妒。”这样的文字，使张承志的形象鲜明地凸现出来：一个永恒的朝圣者，一个路路独行的大地之子，一个堕落时代拒绝投降的英雄，一个与阵地共存亡的战斗者。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可崇拜而不可仿效。距离造就了美学的最佳效果。死亡使我们与他分处银河的两岸——我们只能仰望这位不怕死的圣徒，因为我们都是怕死的俗人、在对死亡的礼赞中，那储死的、庸常的物质世界变成了川流不息、汹涌澎湃的生命力量。在读者的眼前出现了具有宗教感的真正美的王国。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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