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生存困境而把知识作为消解个人责任的面具。认为自己拥有知识，便拥有了超脱于俗世之上的权力，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加梁说过：“作家是不可能有希望为追求自己宝贵的思想和形象而远离尘嚣的。”爱默生也认为：“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书实。”中国读书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二种对知识和世界的态度。
今天，学者文人们为贫困或受轻蔑而愤愤不平。我想，与其毫无意义地跟别人赌气，不如老老实实地想想：我在做些什么‘Z那些难以为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有几篇不是为了混稿费、混职称而拼凑出来的垃圾？许多教授已然蜕变得跟卡内提的杰作《迷惆》中的老学者差不多了：终日生活在由抽象的知识建构的世界里，喃喃自语。通晓几种语言文字，写下满书架的著作，却被女佣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女佣成了主人，他被赶到大街上。有一次，有位我十分尊敬的、在学界地位如泰山的教授问我：“回家坐火车没有过去那么挤吧？”我感谢他的关心，却对他真空包装式的生活感到悲哀：他真不知道中国春节时有几千万民工运动在铁路动脉上？他真的对外面的生活隔膜到了这样的程度？知识让他丧失了获得那些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常识的信息的能力。
爱默生是个背着十字架的学者和作家。他在黑暗的夜晚，举着光炬，他说这才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则p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挨饿、恐怖。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
这是不是一记警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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