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

发愣。愣上一阵子以后，又自语：“我怎么就错了？我这是错在哪里呀？”

    无人回答。

    一个下午，父亲对母亲说：“健生，我想请民盟的一些人，来家里坐坐谈谈。”

    话说到这里，被母亲一口打断：“你还要座谈什么？”

    母亲的激烈，令父亲吃惊。他瞪大眼睛，似乎想以同等激烈回敬母亲，但很快平静下来，苦笑着说：“你不要那么急呀，听我把话讲完。”

    “你说吧。”母亲恢复了往昔的平和。

    父亲起身，站在母亲的面前，说：“现在，大家都说我错了。我呢，也口口声声说自己错了。可我从心里想不通，我为什么错了？我今年62岁，年过花甲。读了书，留了洋，在政界搞了几十年，也算得上是会思考、能想问题的人吧。可我现在怎么也看不透老毛搞的这个反右！更想不通章伯钧怎么就错了？讲老实话，胡愈之的讲话，吴晗的发言，我都用心听了，通篇哪有一点道理，不是帽子棍子，就是扯历史旧账。连‘右’的事实都排列不清楚，更不要说分析我之所以‘右’的原因了。要我检讨容易，我现在不是就在天天检讨、处处认错吗？但我自己还是要想通问题。做不到全通，也要争取想个半通。所以，我想请几个人来，专门给我提提意见，帮助帮助我分析问题。你看怎么样？”

    母亲同意了。接着，母亲和他一起商量到家里来提意见的名单。当然，这里面不包括积极投入反右运动、并领导民盟中央反右运动的史良、胡愈之、吴晗、邓初民。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来了。其中有周新民，楚图南，郭则沉，萨空了，共八、九人。自听到父亲要开这个“意见会”的决定，我也给自己做了决定——-一定要偷听这个意见会，听听他们是怎么给我爹提意见的。

    太叫人失望了。我从大客厅的玻璃隔扇看去——个个呆坐着，呆到连眼珠都不转一下，好似庙里无言对坐的泥塑菩萨。白天在民盟反右批判会上，那义愤填膺的表情和抑扬顿挫的语调，咋都没了？

    我站在那里半天，终于听到萨空了的讲话。他干咳一声，说：“伯钧，我来给你提一条意见——你的政治生活不够严肃。你我的交往很久了。你的知识，见解，气度和能力，我是知道的，在座的也都清楚。就民盟这个范围来说，你最突出的表现和成绩，是在发起组织民盟和民盟被国民党宣布非法以后，这么两个阶段。那时的你不怕风险，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也很能团结人，为了抗日反蒋和共产党并肩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你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的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的主席、民盟的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后来又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还在许多对外机构任职。我看你变了，首先是产生了骄傲情绪。觉得这个不如你，那个也不如你。骄傲的骨子里是个人主义思想。你总以为自己是最正确的，是最被中共信任的。在民盟你和罗隆基长期不和，这里面有政见分歧。应该说在建国以后，你和他的政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为什么还闹矛盾？这就是个人主义对付个人主义了。罗隆基原本就骄傲，但凡不是留学英美的，他一律看不上眼。现在你觉得自己的地位比他高，好像共产党也更信任你。于是乎，你也骄傲起来。民盟只要讨论问题，特别是人事问题，你俩的私心就来了，钩心斗角。”

    萨空了呷口茶，继续说道：“骄傲情绪改变了你的工作态度以及日常作风。在重庆，在上海，在香港，你是最能干的，也是最能吃苦的。现在呢？东搞搞，西搞搞。在交通部呆上一阵子，又去民盟开会。开完了，你对别人讲：‘我还有个小摊子，需要去收拾。’包括我在内，民盟的朋友都知道，你所说的小摊子，就是指农工。农工，这是一个政党！伯钧，你怎么能把它叫做小摊子呢？很不严肃。所以，我建议你通过这次政治运动，今后能严肃起政治生活来。”

    郭则沉立即附和，说：“空了的意见，我很同意。他不讲，我也会提这个意见。你的不严肃性还表现在爱逛旧书店，爱玩古董上。我看你对这些事情的热情比对交通部、民盟或农工的热情都要高。自己的工资花干净了，还跟公家借钱买古书和字画。伯钧，有句老话叫玩物丧志。你快到玩物丧志的地步了。”

    此后，即使有谁讲话，或零零落落，或支离破碎，再无人提出什么像样的意见。

    周新民大概是最后一个讲话的。他的态度有些犹疑不决，语句不很流畅地说：“伯钧，现在你要大家给你提意见，恐怕一时也说不好。依我之见，关键问题还在于你的立场和态度。批判会上的发言是比较激烈的，但你要正确对待，细心体察别人的用意——忠言逆耳呀！”

    显然，这番讲话是总结性的，也是暗示性的，暗示着——散会。

    会散了。大家一致不让父亲送客，每个人匆忙离去，消失在夏夜庭院的浓荫之中。

    茶几上摆放的玻璃茶杯里的茶水，几乎都是纹丝未动：满满的，亮亮的，绿绿的。前来收拾杯盘的女佣直心疼，不停地叨唠：“早知不喝，我还不沏呢！可惜了的好茶叶。”

    父亲苦闷而沮丧，目光散散的。其实，父亲真的是想听取意见，内心隐藏着被理解的渴望，但民盟的这些老友什么也没给他。他感受到的是敷衍、搪塞、疏远和冷漠。父亲太可怜了。我不能躲在旮旯看着父亲那可怜的样子，便一脚从玻璃隔扇跨进了客厅，趴在他背后，摸着他的头说：“爸，你们刚才的会，我都偷听了。”父亲没责怪我，只是把我的手从头顶拿开。

    父亲的气度一向如山如海，思量事情皆出之以冷静。这次可大不一样了，冰窖似的寒冷，无名的惆怅，难堪，焦灼都一起朝他侵袭过来。他叹了一口气，对母亲说：“健生，你听见了吧，他们提的都是些什么意见——私心，个人主义，工作不严肃，买古书，玩古董。好！这些我都承认，但这个缺点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有什么直接联系？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呀！”

    母亲无以为答。

    我猛地从太师椅的背后，站到父亲的跟前，大声说：“爸，他们在这里讲的不痛不痒，就是想在批判会上说得你又痛又痒。”

    父亲笑了。说：“调皮是小愚，正经也是小愚。”

    父亲笑了，就好。

    第二天的晚上，我在父亲的书房玩。

    他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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