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

除了报北大历史系，你还可以报南开历史系嘛，那里有个郑天挺。”

    我问：“他的学问有什么好？”

    父亲说：“他的学问是遵循严格的治史之道训练和积累起来的。特别是清史研究，如果你要想知道清朝的礼仪、习俗，皇室的氏族血统和八旗兵之类的问题，就去请教他。”

    父亲还拍着胸脯说：“要是考上南开历史系，我就修书一封，让你去做郑天挺的入室弟子。”

    “干嘛要入室？”

    “入室弟子和一般授课，质量是大不一样的。”

    郑天挺前脚刚走，翦伯赞即到北大赴任。上任之初，曾担心自己领导不好这样一个由三部分人（胡适旧部、蒋廷黻旧部、洪业旧部）合成的北大历史系教师队伍。但翦伯赞是统战高手，有调和鼎鼐的功夫。很快，系里的工作就上了轨道，大家相处也还不错。当然，经过院系调整，包括北大在内的高等院校之所以依据中共的意志恢复了秩序，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通过政治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和三五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已无人存有抗拒新领导的胆量和勇气了。再说，他们之中谁不想保住教授的饭碗呢？后来，父亲问向达。向达大叫冤枉，说：“谁敢给这四个人设鸿门宴！何况，我也不会去当舞剑之项庄哇。”

    父亲认为向达讲的是老实话。

    翦伯赞在行政领导工作方面还是顺利的，无论老、中、青，他都能善处。但教学业务方面则显现出和北大老教授的分歧。1952年秋季，系里讨论如何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讲稿。他主张按照自己的《中国史纲》的框架模式去编写，任何朝代都先讲经济基础，再述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先讲政治，再说军事、科技、文化。但不少教师心里是反对的，觉得凭空地先讲一些经济现象，反倒使历史的脉络变得模糊不清，应当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种因素揉和在一起，做综合性论述。为了让翦伯赞放弃自己的主张，聪明的邓广铭搬出了由斯大林亲自定稿的苏联官方颁布的一个关于怎样讲授历史的决议来。那上面明确写道：不要把历史讲成抽象的社会发展史，而是要严格依照历史的年代顺序，具体讲授那些丰富又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历史人物等等。“苏联老大哥的权威毕竟高于翦伯赞的权威，这场争论就因此而结束了”[10]。

    把宽阔宛转的历史之河，拉扯成一条干巴粗糙的社会发展线，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我的好友、五十年代就读于北大历史系的曹女士说：“那时，老师讲中国古代史，总是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农民起义那一套。讲文化很少，甚至不讲。但也有例外，邓广铭先生讲唐史，就介绍了元稹的《会真记》，还兴致勃勃地吟诵了其中的诗句——‘自从别后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同学们听得都入了神。我当时就把这首诗记住了，一记竟是四十多年。”

    在把一部历史削成一根冷漠树干的时候，邓广铭的授课，无非是修复出纠缠的枝叶罢了。

    翦氏夫妇搬到北大燕东园后，父亲去探望过他。

    回得家来，父亲高兴地向我们描述了他的居所，说：“共产党给他的待遇不低呀！一幢小楼，有专车，有炊事员，有保姆，有秘书。我看，这是官员的规格，而非教授的享用。”但父亲又生发出另一番感叹：“中共对知识不见得重视，受重视的是政治。对人的评价也多是政治性的。”其实，中共给他的待遇还真是从政治出发。只不过那时的父亲，不知道翦伯赞是中共党员。

    院系调整后，在知识界紧接着进行批判胡适、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的运动。北大处在这些运动的中心，高级知识分子谁也别想跑掉。尽管翦伯赞在解放前也撰文批判胡适，但对于这样一些带有思想清洗和政治迫害性质的运动，身为系主任的他只限于政治表态、口头发言。运动的领导组织工作，均由系党总支负责。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翦伯赞不能从容不迫且又游刃有余地协调和化解政治需要和学术良心之间的矛盾了。他毕竟是个学者、史学家。历史的思辨能力赋予他洞察现实的眼光，善良的本性让他保持着正直，而倔犟的脾气又驱动着他发出了属于自己却并不怎么符合政治要求的声音。

    比如，1953年他在作“访苏（联）报告”时，说：“在卫国战争的严重时期，苏联的博物馆工作者，也没有停止科学研究工作，他们仍然积极进行考古的工作，研究艺术上的问题，并且不断地提出争取学位的论文，举行学术性的专题报告。”——显然，翦伯赞的这番话是针对中国高等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因政治运动而业务停摆的情况，有感而发。

    又如，在1954年10月22日的一次院级领导会议上，他说：“关于学习苏联教学方法的问题，我原则上是同意的，但不是同意立刻按苏联办法全部实行，江（隆基）副校长提出的变通之法，我倒是赞成的（按：江隆基提出北大各系贯彻苏联教学法可分成三种类型——①全部实行；②部分实行③暂不实行）。有人说我工作做得少，但我夜里常常工作到十二点。不是为北大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工作。现在学校工作安排得太多了，影响了经常性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例如目前就有调整工资，修订教学大纲，批判胡适，成立教学研究会等工作，使群众感到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建议：第一，不要为突击性工作影响经常性工作；第二，不要因为外来工作影响本位工作；第三，不要因为未来的工作影响目前各种教学工作。就好象天天研究如何吃饭，而实际上没有饭吃或吃得很少一样。”

    他还说：“领导希望我们一步登天，学习苏联要‘愈像愈好’。”又说：“如果给了我们木船，我们还要汽船，那是我们保守。但如果不给船，要我们泅水过去，那就是领导冒进了。教务处说我们过去对教学的专门化注意不够是一个偏向，但我认为过去根本没有力量搞专门化。”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有人立即将他的谈话汇报上去。

    可以说，在北大历史系，脚踏政治、学术两只圈子的翦伯赞在竭力维护和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这特别体现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他一方面引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具体理论，另一方面则强调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几年下来，到了反右前夕，他领导的历史系已经有了一批业务优秀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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