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

    “你说，是不是偷吃了！”母亲的追问，比戴淑婉的声音严厉多了。

    我点点头，眼泪就流了出来。

    母亲厉声再问：“你为什么要去偷吃别人家的东西？”

    “我饿，翦伯母的锅巴又太好吃。”说到这里，我放声大哭。

    戴淑婉，我的翦伯母，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母亲的眼圈也是红红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去了上海，住愚园路联安坊（现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府所在地）。翦伯赞一家，先去南京，后到上海，住愚园路中实新邨。因国共内战爆发，政治形势紧张，章翦两家虽同住一条马路，但不能像在重庆那样朝夕相处、随意走动了。

    翦伯赞与妻子食宿于斗室，朴素简单，而工作却是千头万绪。作为中共党员，翦伯赞和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保持联系，参加各种秘密活动，传达党的指示，执行党的任务。作为史学家，在坐黄包车到大学授课的同时，继续写著《中国史纲》。1946年夏，他出任大孚出版公司总编辑，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二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二集。他撰文继续批判胡适，发表《正在泛滥之史学的反动倾向》等文。对北平一些注重考证、潜心学问的老史学家也作了批判，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研究与运动不可偏废”，即要把学术研究和反内战、反独裁、反老蒋的政治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不知道别人怎样看待他，而双重身份的翦伯赞是必须这样去做，一心二用。年行半百，头发半白。忙，穷，累，病，他都齐了。

    1947年中国学生对社会动荡局势的关注和参与，成为一种以学潮为形式的斗争势态。4月，翦伯赞和张志让、周谷城、夏康农、吴泽、邓初民等名教授发起成立“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5月初，他在父亲创办的《现代新闻》第一次座谈会上，以《现阶段的民主运动》为题做了发言（后载于该刊）。正在这个时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二○”血案，国民党政府使用暴力，对付请愿游行的学生。义愤填膺的翦伯赞连续写出《学潮平议》、《为学生辩诬》、《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三篇文章。

    《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一文，说的是北宋末年发生在京城汴梁的一次太学生运动。那时，金兵南下，包围了汴梁。宋钦宗准备投降，罢斥主战派李纲。二月初五，即京都被围的第29日，陈东率太学生和京城居民十万余人拜伏于宫阙，向皇帝上书要求革除奸佞，起用主战派李纲。钦宗迫于压力，恢复了李纲等人的职务，金兵撤退——-翦伯赞在分析了这场古代学运的起因、经过与结果之后，写道：“学生在请愿的当时，总算平安度过，但当时的权奸并没有忘记昨天的仇恨。当请愿队伍解散以后，他们便开始对付学生……太学生率众伏阙，意在生变，不可不治。”结局是显然的，也是必然的——此后，不断发生迫害太学生的事情，陈东被杀。

    翦伯赞最后是这样总结的：“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已经是八百年前的历史，但二月五日却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纪念的一个日子，陈东“也是八百年前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也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学习的人物。”

    文章登在7月1日出版的《大学月刊》上。刊物一出，夏康农就赶忙拿着它跑到联安坊，叫父亲先睹为快。

    “好文章呀！”父亲读后，连声称赞。

    感怀旧事之际，上海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民主人士成为迫害目标。据说单在10月份，上海、杭州、北平等八个城市，就有二千多人被杀，六万人列入黑名单。危险似乎比死亡还要可怕。民盟中央常委、西北总支负责人杜斌丞遇害的消息传来，父亲彻夜无眠。他把形势估计得很严重，立即命令母亲把我和姐姐终日关在家中，不准出门。经验老到的父亲，一向认为：在中国，进步是点点滴滴的，艰辛又缓慢；但要倒退起来，那肯定比坐飞机还要快了。别说是百姓，头脑聪慧的知识分子也多被搞得措手不及。

    果然——10月22日民盟总部被特务包围。23日，中共上海地下党通知翦伯赞转移香港。

    父亲走得晚些。怕我扭住他不让走。走的当日，特意带着我去看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兴奋万分。看到电影里的好人受气受苦，我又泪流不止，完全忘记了身边的人和事。等出了电影院，竟发现父亲没有了。我嚎啕大哭，跌坐于地，谁劝都不行了。

    天气更冷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也偷偷去了香港。

    1947年——1948年，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精英数百人，云集香港。我们一家先住柯士甸道，后搬至胜利道。翦伯赞先住在山林道，后迁居尖沙咀防海道。一到香港，他即与胡绳会面，接上组织关系。在继续统战工作的同时，他在香港达德学院讲授中国历史，并兼任《文汇报》“史地周刊”的主编。父亲到了香港的头等大事，就是为恢复民盟而忙碌，几乎天天不见人影。那时的我，做了培正中学（兼设小学）的一名学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召开新政协，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5日，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民进的马叙伦、王绍鏊，农工的彭泽民，致公的陈其尤，救国会的李章达，以及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口号”里的号召，共商建国大计。月光斟满了志士的酒杯，诗请激荡着文人的胸怀。他们已然望见了光明。

    5月8日，翦伯赞在香港《华商报》举办“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做了题为《拥护新政协的召开》的发言，出席的民主人士和有声望的文化人多达数十人。这是中共香港工委展开新政协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中共南方局的运筹下，翦伯赞和父亲在这一年乘船离开香港。

    等我再见到翦伯赞夫妇的时候，已是在1949年的北京了。两家均住在北京饭店的二层。我家住214号房间，是套间；翦氏夫妇住201号房间，是单间。

    戴淑婉见到我，劈脸即问：“小愚，我家的锅巴好不好吃呀？”

    “好吃，好吃，我还要偷吃！”我这样嚷嚷着，一头扎到她的怀里。

    全家大笑。

    翦伯赞刚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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