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干的，没有什么害处，因为在全国对待教师、教育事业，以及文化生活的态度上，产生了这样好的效果。”
他接着说，后来他终于感到“万分不安”和“极为害怕”。他“多次”乞求节目主持人让他离开。他们答复说将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让我下台。最后，有一位迷人的金发女律师也来参加比赛，节目主持人之一“告诉我……我将输给她。我向他道了谢。”当公众开始获悉问答节目是个骗局时，范多伦说他简直“吓得要死……我就干脆跑掉了……而我主要是要想逃避开我自己”。存在“一条出路，这条路我当然考虑再三，那就是把真相和盘托出”。但是“从感情上说”，这是不“可能”的。后来传票发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妇女写给我的信，她在加罗韦主持的问答节目中看见过我，她说她赞赏我在那节目中做的工作。她告诉我，惟一的自处之道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以补救的方法(当然，她也并不透彻了解我干了些什么)，是清楚地、坦率地、真实地承认一切。我恍然大悟她是对的。”范多伦接着说，第二天早上，他鼓起勇气给他的律师打电话。这位律师在听完范多伦所说的全部情况以后说：“上帝保佑你。”范多伦供词到此结束。他放下原稿，转向检察官，向他微笑。
这是荒谬可笑的。迫使他认罪的是传票，而不是一个不相识的妇女。而且，如果他真的对节目感到“万分不安”，那他也无须乎向节目主持人提出让他离开的请求，他只要在节目播放时答错一个问题就行了。小组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成员、纽约众议员史蒂文?德鲁尼安看穿了范多伦的欺诈行径。他对范多伦说：“我不认为有你这样头脑的成年人应当因为讲了真话，而受到赞扬。”可是其他的国会议员接下去恰恰就是这样干的。小组委员会主席奥伦?哈里斯说他要“赞扬”他的坦率；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威廉?斯普林杰表示希望哥伦比亚大学不要“过早地”解除他的教职；伊利诺伊州另一众议员彼得?马克则说，他相信全国广播公司会原谅他；其他一些人则说他们要为他的“坚忍不拔”以及他那“触及灵魂”的“坦率”说明表示“赞扬”。哥伦比亚大学则别有看法，在五小时后就宣布解除范多伦的职务；全国广播公司在第二天也把他辞退。但是这可不是一个得人心的反应。听证会上的群众全站在范多伦一边，为他和小组委员会中赞赏他的人鼓掌叫好，而对国会议员德鲁尼安的评论则报以冰冷的沉默。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为他被撵走举行了抗议集会。民意测验表明，四个美国人中有三个人认为如果碰到相同的情况，“大多数人”都会像他那样干的。全国广播公司收到的群众来信中，以5∶1的多数对他表示支持。
在范多伦和13名其他知名人物刚在纽约被控伪证罪，哈里斯小组委员会又提出了电视节目弄虚作假的新证据。青少年文娱节目中头号唱片播送员迪克?克拉克承认他选播的唱片都使他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这一般被叫做“暗中付回扣”。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约翰?多尔弗实际上是为此事辩护的。他争辩说，这并不伤害任何人，而且如果企图加以控制，便将“破坏我们所珍爱的言论自由”。就在这时，有人发现多尔弗本人就从一个他应负责监督的广播业巨头那里接受了暗中的贿赂。艾森豪威尔接受了他的辞呈。但是，对这件事，公众似乎不以为意。电视观众既然对这类事并不关心，那他们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乏味的联播节目也就不足为怪。《剧艺报》曾说，如果说1959年是有奖问答节目年，那么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这一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八个这样的节目，全国广播公司有九个，美国广播公司有11个——在每周主要的放映时间中总共占了24.5个小时。
沐浴在艾森豪威尔的阳光之中七年之后，全国的舆论制造者，包括曾经支持过总统的人，逐渐感到不耐烦了。早在1958年，《芝加哥每日新闻》就曾经问道：“很多事情都在吵吵嚷嚷。艾森豪威尔在干些什么呢?你所读到的都是关于他在玩高尔夫球的报道。是谁在治理这个国家?”可是，读者们却依然无动于衷。总统在欧洲期间，副总统通过谈判结束了为时116天的钢铁罢工，获得一次个人的胜利。民意测验的结果实际上未受影响，公众也未加注意。新近获得自由的刚果正在可悲的内战中流血，由贡勒上尉领导的老挝叛军推翻了昭?萨松尼特首相的亲西方政府：而一般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两个国家在何处。在国内，报业罢工使纽约的全部报纸停版，发生了一系列监狱暴动，班机上偷带炸弹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中一起是一个财迷心窍的青年放置的，他为要得到他母亲的保险金，把他母亲连带同机的其他所有的人一起都炸死了。根据调查，报纸头几版大都没有人看，读者喜欢的是连环画和体育消息。当卡里尔?切斯曼经过八次缓刑终于在加利福尼亚处决之后，反对死刑的对此也表示反对，但是这种人为数较少，普遍的冷漠感情似乎并未为一连串极为残酷、毫无人性的凶杀所激动。这个时期凶杀事件之一是堪萨斯州的农场主赫伯特?克勒特，连同妻子儿女一家被害。《时代》周刊在1959年11月30日的一期上刊登了关于这一罪行的报道，大标题是“蓄意的谋杀”，这时读者中包括一位名叫杜鲁门?卡波特的作家。
那年流行一时的滥调是到处用“什么的”，把这个字眼当做口语中的标点符号。格林斯博罗的黑人在搞“抗议什么的”，罗曼斯就是搞“爱情什么的”，梅特里科尔就是“节食减重什么的”，艾尔弗雷德?希契科克的《精神分析》是“让人惊奇什么的”。几乎到处都可以用得上，但是对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却从没人用过。还不曾有人说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搞点“外交的什么的”。那样说不大体面，而且也不恰当，因为杜勒斯属于老一辈，属于由身穿燕尾服和条纹裤的外交部长们形成的那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业。他那傲慢的说教和过分简单化的“大规模报复”理论，已经由于苏联火箭突飞猛进而过时。1959年的最初几个月，当他为最后致死的疾病所苦而出入于沃尔特?里德医院的时候，他似乎已认识到他曾殚精竭虑，力图使之永世长存的东西方间的僵持局面，眼看就要无法维持了。他还为之奋斗到底。在他忍着疾病痛苦离开华盛顿做最后一次欧洲之行时，他对朋友说：“如果不是癌症，我认为此行至关重要不能再推迟了。如果是癌症，那么再增加一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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