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大学生都不知道怎样进行示威。他们只不过要求在听证厅有一个坐位。但是会场已经挤满了人。警察拦住台阶上端的大门。有人开始推。一个警察跌倒，后来据说挨了打。警察使用了警棍，接着又使用了水龙。经过半小时的混乱之后，有12人受伤，52人被捕。奥克兰的杰西卡?米特福德在《民族》周刊上报道说：“当前这新的一代大学生几乎完全去掉了整个50年代的冷漠、顺从的标签。”她预言，在未来的十年中他们将献身于“塑造世界的未来”。一个挨了打的大学生对记者说：“我是一个政治上的处女，但是我在市政厅的台阶上遭到强奸。”对全国361万大学生来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信息是一次挑战。忍无可忍的教师们长期以来一直鼓励学生们投入政治活动，现在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在这激荡动乱的几个月里，随着黑人的自尊心和大学生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促使社会变革的另一手段也出现了。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1960年5月9日宣布已批准使用一种安全的口服避孕药5月10日《纽约时报》第75版刊登了此事。——译者。这种以“伊诺菲德”为商标的女用口服避孕药片是芝加哥塞尔公司制造的。该公司声称，此药由1500名妇女进行了四年的试验，证明100%可靠。每月20片，凭处方购买，花10～11美元即可保证不孕。这种控制生育的药物，加上新的避孕器具和增加使用控制生育的外科手术，使妇女逃脱了怀孕的恐惧，从产期开始以后，怀孕的恐惧就成了阻止她们性生活的一种约束。现在她们似乎可以和男人一样随便地上床了。由于成百万的妇女需要这种避孕药，医生的诊所和药房顿时门庭若市。还未曾有过这样多的人不是为了控制疾病而定期服用特效药物。当全国天主教徒家庭生活事务所主任欧文?勒布朗大主教报告说天主教妇女同非天主教徒一样在定期服用这种避孕药时，天主教的主教们感到很是震惊。近至1959年11月，主教们还曾谴责过“某些基督教团体的代表”——指新教的牧师们——不实行节欲。现在，甚至天主教的神甫，而且还有一些任圣职的修女，按照生活中变化了的事实也在重新考虑自己修道的誓言了。
1958年8月，查尔斯?范多伦的泥塑形象，开始碎裂。纽约市立大学市政学院的学生赫伯特?斯坦普尔，在输给范多伦以前，曾在“二十一”问答节目中得奖4.95万元，这时他向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和《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谈了他违心的苦恼。他告诉他们，这个节目是一个骗局。他说参加节目比赛的人事先都得到答案，而到他们在观众中的名望开始衰退的时候，就得不到答案，于是只得假装被彻底击败。他曾受命输给范多伦，这个人，和他一样，也曾受过训练，让他在一个对着镜头的玻璃隔音室中，为了表现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怎样做出面部表情，咬嘴唇、擦额汗、结结巴巴。经过节目主持人的排练，范多伦竟能以这样一些绝招使两千五百万电视观众惊愕不止，比如举出仅有的三名累计击中三千五百次以上的棒球球员的姓名(“泰?科布、凯普?安森和……特里斯?斯皮克!”)，说出在《茶花女》中咏叹调“我要生活在欢乐里”的歌唱者是谁(“她在由谁举办的舞会正要结束时唱的这个咏叹调……她叫什么名字!女高音。她的名字是……薇奥列塔!”)，还要爽爽快快地说出“七个矮子”童话《白雪公主》中的人物。——译者的名字(“瞌睡、喷嚏、愚笨、快乐”——停了一下——“那个坏脾气的叫——呵，顽固——博士——呵，怕羞的那一个——叫怕羞!”)。
斯坦普尔和“二十一”问答节目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4万元的挑战”问答节目的其他一些竞赛人，都把他们知道的内情告诉了纽约大陪审团。范多伦在宣誓后加以否认，可是米切尔?施韦策法官则认为当代的民间英雄横遭诽谤，深为激怒，竟以大陪审团调查案卷中所列罪名查无实据而予以封存。在陪审团庭外，范多伦对报界宣称关于他的谎言使他感到“悲痛”和“震惊”。他重申他参加问答节目“诚实无欺……从未受过辅导或指点”。
作伪证的麻烦之处在于犯此罪的人无从知道是否有人能够证明他们是在说谎。惠特克?钱伯斯既然曾把事实真情隐藏在一个南瓜中，说明真情终会暴露，而范多伦也未能幸免。有一个名叫詹姆斯?斯诺德格拉斯的美术工作者，也是“二十一”问答节目的获奖人，他交出了他在参加节目演出前一至三天寄给自己名下收启的几封挂号信，信中装有有关节目的问题和答案。这些挂号信是由众议院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拆封的。先后使伯纳德?戈德法因和谢尔曼?亚当斯垮台的正是这个铁面无私的审讯机构。这些信件证实斯诺德格拉斯揭发属实，委员会接手处理曼哈顿大陪审团搁置下来的工作，开始布置一个圈套，要让那迷人的、落落大方、潇洒自如、出身于书香门第和名牌大学的查尔斯?范多伦自投罗网，先让他宣誓作证然后摆出物证。
他们在1959年10月开始行动。范多伦像前不久的希斯一样摆出一幅被人诬陷的贵族老爷的架势，打电报给小组委员会，断然否认对他进行诽谤的一切控告，宣称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并说无论何时小组委员会需要对他讯问，他都会“遵命”。委员会回电邀他自动来到国会议员面前作证，但是，就在这时他却失踪了。正式发了传票，可是送传票人找不到他。在整整六天中美国人都不知他死活。到了第七天，10月14日，经过预先安排，他忽然在纽约罗斯福饭店露面，接下传票，并举行了一次座无虚席的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说，事件的发展使他非常“苦恼”，因而他请假离开哥伦比亚，同他的妻子一起到新英格兰去，“在那个地区的美丽的10月里……集中一下我的思想。”他不知道他被传讯。记者感到很吃惊。各家报纸和新闻广播都在头条报道这件事，他怎么能不知道传票的?他惨淡地笑着说，出于对美国国会的尊重，在他走上那个“适当的讨论场所”，也就是说走进听证会厅之前，他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评论。
接着11月2日他在听证会上露面，衣着朴素，看得出来并且自己也承认十分紧张。“如果能够改变我过去三年的生活道路，我是几乎不惜任何代价的……关于善与恶，我已懂得很多。但是善恶并不总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我确实是卷进去了，深深地卷进了一场骗局……我几乎使自己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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