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类的弱点。”一个杀害父亲的人反复说：“我生来是这个样子!”而人群张口结舌地呆在那里，而有人研究这个统治者的颅骨①，并且承认它“生来是这个样子”。你生来是这个样子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后果?如果所有“生来是这个样子的人”都要别人接受自己，世界就会大乱了。当人们犯错误的时候，他们将错误神圣化，将错误变成教条，将亵渎圣物变成宗教，而且人们因为放弃对自己的罪恶的崇拜而认为自己是叛逆。
①影射加尔(Gall)的骨相学。
从这个故事应该得出的结论——当甘公爵的死引发的敌对情绪
从拿破仑的一生，可以得出严重的教训。两次行动，两次都是错误的行动，导致他的衰落：当甘公爵之死，西班牙战争。虽然他做这两件事的时候声名显赫，但他仍然不免摔跟斗。他正是失败在他自认为强大、根基深厚、不可战胜的那个方面；当他忽视和轻蔑他的真正力量，即在维护秩序和公正方面的崇高品德的时候，他违反道德准则。当他只是向无政府主义和法兰西的敌人进攻的时候，他是战无不胜的；一旦他走上腐败之路，他就变得软弱无力。被达里拉剪下的头发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德行的丧失①。任何罪行本身孕育力量的丧失和灾难的萌芽。因此，为了幸福，让我们行善吧；为了精明能干，让我们公正吧。
①影射《圣经》中的一个典故。
为了证实这个道理，请你们注意如下事实：王子一死，分裂就开始了。由于形势恶化，分裂日益严重，注定了樊尚悲剧的组织者倒台。俄国内阁就当甘公爵被捕事件，提出强烈抗议，反对侵犯帝国的领土。波拿巴感到不快，在《箴言报》上发表一篇咄咄逼人的文章；那篇文章让人想起保罗一世的死。在圣彼得堡，为年轻的孔代举行了追悼仪式。衣冠冢上刻着：“纪念被科西嘉的猛兽吞噬的当甘公爵”。以后，两个强大的敌人②表面上和解了；但是政治给双方造成伤害，而这种由于谩骂被扩大的伤害留在他们心中。拿破仑认为，一直到他进入莫斯科睡觉那一天，他才算解恨；亚历山大要等到进入巴黎之日才会心满意足。
②指拿破仑和亚历山大。
柏林政府的仇恨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我讲过德?拉福雷先生的崇高的信。他在信中，向德?塔莱朗先生指出杀害当甘公爵在波斯坦宫廷中造成的后果。当樊尚的消息传来时，斯塔尔夫人在普鲁士：“我住在柏林，”她说，“在斯布莱特码头附近；我住楼下。一天上午八时，人们将我叫醒，说路易?菲迪南王子①骑着马，在我窗下等候，请我出去同他说话。”“你知道吗?”他对我说，“当甘公爵在巴登领土上被绑架，而且二十四小时后被枪毙了。”“有这种事吗?简直发疯了!”我回答说，“你不认为这是法国的敌人散播的流言吗?的确，我承认，无论我怎样恨波拿巴，但还不至于相信他会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既然你怀疑我的话，”路易王子对我说，“我叫人将《箴言报》给你送来，报上有判决书。”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而他脸部的表情显露出复仇或死亡的决心。一刻钟后，我看到三月二十一日(风月三十日)的《箴言报》，上面登载着在樊尚开庭的军事法庭，将名为路易?当甘的人判处死刑的判决书!一些法国人是这样称呼那些为他们祖国带来光荣的英雄的后代的!当人们公开放弃一切有关高贵出身的偏见时(君主制度的复辟必然要恢复他们)，人们能够这样亵渎对朗斯和洛克鲁瓦战役的纪念吗?波拿巴也打过胜仗，但他不懂得尊重战争中的英雄。对于他，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性格专横、骄傲，不愿意承认舆论中有任何神圣的东西。他只尊重现存力量。路易王子给我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开头的：“名为路易?普鲁士的人让人请求斯塔尔夫人”等等。他感觉对他出身的王族、对他急于加入的英雄人物的侮辱。在这个罪恶行动之后，欧洲的国王们怎么能够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呢?也许有人说，这是需要。心灵的圣殿里永远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不然，世上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那只是随意的消遣，只适用于作为个体的人的悠闲。
①路易?菲迪南王子(Louis-Ferdinand)：普鲁士王子，腓特列二世的侄儿。
当一八○六年普鲁士战役打响时，王子心中仍然保持这种他以后用生命偿付的愤恨。腓特列—吉尧姆①在他十月九日的申明中说：“德国人没有为死去的当甘公爵复仇；但是，对这个滔天大罪的记忆在他们心中永远不会磨灭。”
这些不大被人重视的个别的历史事实值得注意；因为那些人们难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解释的敌对情绪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同时，这些事实也披露了上帝支配一个人的命运的不同阶段，从错误到受到惩罚。
①腓特列—吉尧姆(Frederic-Guillaume，一七七○—一八四○)：普鲁士国王(一七九七—一八四○)。
《信使报》的一篇文章——波拿巴生活的变化
无论如何，我的生活是幸福的，它未受到恐惧的干扰，未受到时尚的感染，也未受到榜样的诱惑!今天，我对我当年的所作所为感到满意，这保证我良心的平静。我比所有专制君主和拜倒在那位光荣的士兵脚下的民众更加心满意足，我怀着可以原谅的骄傲心情重读这一页；它是我保留的惟一财富，而且我完全是依靠自己得到它的。一八○七年，我的心还在为刚才讲的谋杀激动，写下如下的文字。我的文章使《信使报》遭到查封，并且使我的自由重新受到威胁。
①腓特列—吉尧姆(Frederic-Guillaume，一七七○—一八四○)：普鲁士国王(一七九七—一八四○)。
“在卑鄙的沉默中，当人们只听见奴隶的枷锁和告密者的声音在回响，当所有人在暴君面前颤抖，而且当得宠和失宠变得同样危险的时候，历史学家肩负为人民复仇的责任出现了。内隆的兴旺是徒然的，塔西佗已经在帝国出生。他在格马尼库斯①的遗骸旁边成长，而公正的上帝已经将世界主人的殊荣赋予这名默默无闻的孩子。如果说历史学家的角色是美妙的，它也同样危险；但是，还存在一些祭坛，如荣誉的祭坛，它们虽然荒芜，但还要求奉献牺牲。上帝并不因为庙宇空无一人而被消灭。一切命运还有机会的地方，它不会被英雄气概所诱惑；高尚行为是其可预见的后果是苦难和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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