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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畔回忆录(墓中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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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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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路易—安托万—亨利?德?波旁的人死刑。”

    这对于我犹如一声晴天霹雳;这条消息改变了我的生命,就像它改变了拿破仑的生命一样。我回到家中,对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说:“当甘公爵刚被处决①。”我在桌子前面坐下,开始写辞职信。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没有反对,以极大的勇气看我起草。她并非不知道我所冒的风险:当时正在对莫罗将军和乔治?卡杜阿尔起诉;狮子尝过血腥了,这不是激怒他的时候。

    ①当甘公爵(Ducd'Enghien,一七七二—一八○四):法国波旁公爵的独生子。大革命爆发后逃亡国外。一八○四年拿破仑接到情报,说当甘公爵策划推翻他的阴谋,这份情报是假的,但拿破仑下令把他关人监狱,后组织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将他处决。

    这时,克洛泽尔?德?库斯盖来了;他也听见有人宣读判决。他看见我手里拿着笔,劝我为可怜的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着想,把一些激烈的句子删去。信送到外交部。措辞是无关紧要的:我的观点和我的罪行表现在我辞职的行动本身。波拿巴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巴兹奥希夫人得知她称之为我的背叛行为时大嚷大叫;她派人找我,对我进行最激烈的谴责。封塔纳先生害怕得几乎乱了方寸:他认为我将同所有同我有关系的人一道被枪决。好几天时间里,我的朋友们一直战战兢兢,担心我被警察抓走;他们不时来到我家中打听,而且走近门房的时候,都忍不住发抖。帕基埃先生在我辞职次日,来同我拥抱,说他高兴有我这样一个朋友。在相当长时间里,他保持体面的温和立场,远离权力和官位。

    然而,赞扬勇敢行为的普遍同情心消失了。我出于宗教的考虑,接受到法国以外的地方任职。这个职位是一位势力强大的天才、无政府状态的征服者、一个人民推举的领袖、一位共和国执政官给予的,而不是一个继续被篡夺的君主制度的国王给予的。那时,带着那种感情的我是孤立的,因为我的行为始终如一;当我可以接受的条件变化之后,我就引退了;可是,一旦英雄变成屠夫,人们立即涌进他的候见厅。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六个月之后,人们可以认为,除了暗地的嘲笑,上层社会只剩下清一色的观点。那些“倒下去”的人①声称他们是“被迫的”,而且他们说,人们只强迫那些有名声和有地位的人,每个人为了证明他的重要和高贵,在被人哀求之后“迫不得已”接受了。

    ①应该理解为“向拿破仑屈服的人”。

    那些曾经向我热烈鼓掌的人离我而去;我的留任对于他们是一种谴责。谨小慎微的人觉得向荣誉让步是不谨慎的。有时,崇高的心灵是真正的缺点;谁对此都无法理解;它被视作思想的狭窄,偏见,不良的习性,异想天开,妨碍正确判断的怪癖;有人说,也许这是一种体面的愚蠢,一种愚蠢的卑下和无知。如果我们闭眼不看世界,置身时代进步、思想运动、风向变化、社会进步之外,我们能够有什么作为呢?夸大事件的重要性,难道不是一个令人惋惜的错误吗?你将自己锁闭在你的狭窄的原则里面,思想和判断同样短浅,结果你像一个住在房屋后部的人,只看得见狭小的院子,不知道街上发生的事情,也听不见外面的声音。看,因为有一点独立性,你就落到这种地步,成为庸人怜悯的对象。至于那些骄傲和目光高贵的大人物,oculossublimes,他们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情原谅你,因为他们知道“你无法理解”。于是,我默默地重新投入我的文学生涯;可怜的品达注定我的第一次奥林匹克会①还是唱“水的清甜”,而将酒留给幸运者。

    ①古代奥林匹克会不仅有体育竞技比赛,还有艺术比赛。

    友谊使德?封塔纳先生恢复了勇气;巴兹奥希夫人怀着好意在她哥哥的愤怒和我的决心之间斡旋;塔莱朗先生,出于漫不经心或者另有算计,把我的辞职报告在抽屉里放了几天之后才谈到此事。当他向波拿巴汇报的时候,后者已经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从一个不害怕冒犯他的正直的人那里,他收到惟一的直接谴责的迹象。他只说了两个字:“很好。”稍后,他对他妹妹说:“你的确为你朋友操心了。”很久之后,他有一天同封塔纳先生交谈,向他承认,我的辞职是最令他震惊的事情之一。塔莱朗叫人给我发了一份公函,他在其中以委婉的方式责怪我,说他的部门从此少一个我这样有才干的人工作。我退还了安置费,表面上一切都结束了。但是,通过采取离开波拿巴的大胆行动,我将自己摆在和他平等的地位,因此他怒火中烧,以他的全部叛逆之心①反对我,而我以我的全部忠诚反对他。一直到他败落,他将剑悬在我头上。他出于本能,有时回到我身边,并试图将我淹没在他命定的成功之中;由于他在我心中唤起的赞美,由于想到我面临的是社会变革,而不是改朝换代,我向他致敬。可是,在许多方面,我们两人的针锋相对的个性还是表现出来了,而且如果说他本来会乐于枪毙我的话,我要是能够杀死他,也不会悲痛欲绝的。

    ①指对正统君权的叛逆。

    死亡创造或毁灭一个伟人,使他在下坡的路上或上坡的台阶上止步:这是一个成功或失败的命运;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审视它的成功之处;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对可能的后果作种种推测。

    如果从长远抱负来说,我尽了应尽的义务,这种看法也许不符合事实。查里十世到布拉格才让我明白我在一八○四年究竟做了什么:他改变了对君主制度的看法。“夏多布里昂,”他在赫拉西纳堡对我说,“你为波拿巴效过力,是吗?”“是的,陛下。”“当甘公爵被处死的时候,你辞职了?”“是的,陛下。”苦难教育人,或者让人永志不忘。我对你们讲过,在伦敦,我有一天同德?封塔纳先生在一条林间小道旁边避雨,波旁公爵也来到同一地点躲避。在法国,他勇敢的父亲②和他,虽然向给当甘公爵写悼词的人表示深切感谢,却没有跟我提及此事。他们也许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的确,我从来不曾同他们谈过。

    ②指孔代王储。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于尚蒂伊

    当甘公爵之死

    同候鸟一样,我到十月份就惴惴不安,想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如果我的翅膀还有力量,我还有这样的兴致的话:天上的飞云令我产生逃遁的愿望。为了排遣这种愿望,我跑到尚蒂伊去。我在草地上踯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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