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我曾到达同一个伦敦；当时，我是一个卑微和无知的旅行者，从泽西岛来到南安普敦。市长夫人不知道我路过；市长威廉?史密斯十八日给我开了一张前往伦敦的路条，附上一张“外侨证明”。关于我的体貌特征，上面用英语写道：“弗朗索瓦?夏多布里昂，流亡军的法国军官，身高五尺四寸，棕色颊髯和头发。”我谦卑地同几位度假水手一道乘坐一辆最廉价的马车；我在最便宜的饭馆吃饭；我进人这座由皮特先生统治的富裕和著名的城市的时候，我是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和默默无闻的。我住在一间月租六先令的顶楼里，那座房屋位于一条名为托顿汉—考尔路的小街的尽头，是我的一位布列塔尼堂兄为我准备的。
啊!老爷呀，愿你今天
如此荣耀显赫的生活，
同那些幸福时光不同!①
①引自伏尔泰的诗。
然而，我在伦敦陷入另一种默默无闻。我的政治地位掩盖了我的文学声誉。在联合王国里，没有哪个蠢人不更加重视路易十八的大使，而不是《基督教真谛》的作者。我将看看在我死后，或者我在乔治四世身边不再取代德卡兹公爵之时——同我一生别的事情一样，我接替他的职位是同样奇怪的事——，情况将如何变化。
作为法国大使，我到达伦敦之后最大的乐趣，是将我的马车停在街心公园一角，到大街小巷和那些老百姓居住的简陋的郊区集镇上散步。那些街道是我过去经常光顾的地方；那些集镇在同样的痛苦笼罩下是苦难的藏身之所，当年不知道次日是否有面包的我，同我患难与共的朋友常常到这些不为人知晓的地方去。如今，我桌上摆着三道或四道莱。在那些过去向我敞开的那些狭小和穷困的房屋门口，我如今只看见陌生的面孔。我不再看见那些可以从手势、步态、样式陈旧的衣着辨识出来的游荡的同胞们。我不再看见那些殉道的神父，他们围着打裥颈圈，戴着大三角帽，身穿磨破的黑色长袍，过路的英国人向他们致敬。两旁宫殿林立的宽广街道如今被打通了，出现一些新建的桥梁，路边栽种了树木。波特兰广场附近的摄政王公园取代了从前布满牛群的草场。以前从我顶楼的天窗可以远远看见的公墓，如今消逝在一座建筑物的围墙之内。当我到利物浦勋爵家去的时候，我费好大劲才找到查理一世的断头台的位置，现在那里是空无一物的广场；新建筑物逐渐扩充地盘，向查理二世的雕像包围过来，让人忘记那些值得记忆的事件。
在包围我的乏味的豪华排场之中，我多么怀念那个动乱和眼泪的世界呀!那时候，我同不幸的侨民们分享苦难。一切都变了，苦难本身也同繁华一道逝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流亡的弟兄们现在怎么样哪?有的死了，有的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他们同我一样看见他们的亲人和朋友消逝；他们在他们祖国比在异乡土地上更加不幸。在这块土地上，我们不是有我们的集会、我们的娱乐、我们的节日，尤其是我们的青春吗?有些母亲、有些在逆境中开始生活的少女，把她们辛勤劳动的果实拿来，为的是跳跳祖国的舞蹈，散散心。友情在劳作之后傍晚的谈话中、在汉斯泰德和报春花山的草地上结成。在由破屋改成的我们亲手装饰的小教堂里，我们于一月二十一日和王后忌日作祈祷，我们的流亡的乡村本堂神父的悼词令我们感动不已。我们沿着泰晤士河漫步，有时目睹满载世界财富的船舶靠岸，有时欣赏里斯满的农村房屋，而我们自己是如此贫困，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这一切才是真正的福分!
一八二二年，当我重新回来时，迎接我的不是那位打开我们顶楼的门、对我称兄道弟、睡在我床边的一张破床上、以他单薄的衣服作被子、用月光照明、冷得哆嗦的我的朋友，我在火把照耀下，从两排仆人中间走过，仆人之后是五名或六名毕恭毕敬的秘书。在我通往布满金子和丝绸的客厅的路上，“老爷、爵爷、阁下、大使先生”不绝于耳。
“我求求你们，先生们，让我安静一点吧!别再叫‘爵爷’了!我怎样打发你们呢?你们到办公室里去开心吧，就当我不在这里一样。你们以为我会把你们这些玩意当一回事吗?。你们以为我蠢得可以，会认为因为我换了一身衣服，就换了一个人吗?你们会说，伦敦德利侯爵要来访，威林顿公爵求见，坎宁先生找我，格维迪尔夫人要我十点钟赏光，到她的歌剧院包厢里去，曼斯菲尔德夫人约我午夜到阿尔玛克①。饶了我吧!我往哪里躲好?谁来解救我?谁能够使我摆脱这些折磨呢?回来吧，我那些穷困和孤独的日子!复活吧，我流亡中的伙伴!我们走吧，我的睡行军床和睡草垫的伙伴，我们到乡下去，到一个为人不屑的小酒店的花园里，坐在一张木头长凳上喝一杯劣质茶，聊聊我们疯狂的希望和我们的忘恩负义的祖国，倾诉我们的烦恼，设法互相帮助和援助一位比我们更加穷困的亲戚吧。
①指阿尔玛克沙龙，伦敦贵族当时在那里举行舞会。
这就是住进伦敦大使馆头几天我的感受和想法。当我在肯辛顿公园里，用一种不那么沉重的忧郁麻醉自己的时候，我才能逃避大使馆的令我压抑的忧郁。公园本身一点也没有变。只是树长高了一些；在仍然寂静的园子里，鸟儿平静地筑巢。甚至不再时兴在那里集会了；而过去，当法国人当中最漂亮的女人——雷卡米埃夫人——，走过的时候，身后跟随一大群人。在肯辛顿空无一人的草坪旁边，我喜欢观看马群和时髦男女的车辆在海德公园奔跑，其中有我的没有载人的轻便双轮马车，而我重新变成流亡小贵族，沿着小径往上走，那位被驱逐的神父过去在那里读经。
在肯辛顿公园里，我酝酿了《革命论》；由于我重读了我的海外游历日记，我写成了《阿达拉》的爱情故事；也是在那个公园里，在一片低沉、金黄色、仿佛被极光照耀的天空下，我在田野上长时间漫游之后，用铅笔记下描写勒内的爱情的初稿。晚上，我将我白天思索的成果记在《革命论》和《纳奇兹人》中。这两部手稿是同时并进的，尽管我缺钱买稿纸，而且因为没有线，我用从房间内的木条上拔出的钉子将稿纸钉在一起。
这些焕发我的最初灵感的地点使我感觉它们的力量；它们现在反射着往事的温柔的光芒；我感觉自己正在重新提笔写作。在大使馆里浪费了多少时光呀!同在柏林一样，要在此地继续我的《回忆录》，时间是不缺乏的。这部《回忆录》是我用骸骨和废墟建造的大厦。我在伦敦的秘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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