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分钟之后,戴维走进约瑟夫·金开得那几间精致的办公室。金开得六十多岁,无论在体质上、心理上还是情绪上都是一个单一灰色调的人。
“瞧你,”当戴维走进门时,他说,“你是个迫不及待的年轻人,是不是?我们的见面要到五点钟呢。”
戴维走近办公桌。“我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谈谈别的事,约瑟夫。”
几年前,戴维曾把他错叫成乔,这老头大发了一顿脾气。“别再叫我乔。”
“坐下,戴维。”
戴维坐下来。
“抽雪茄吗?这些是古巴货。”
“不,谢谢。”
“你有什么想法?”
“斯蒂文·佩特森医生刚刚来见了我。”
金开得说:“今天早晨他上了新闻。真他妈的羞耻。他找你干什么?”
“他让我替他女儿辩护。”
金开得惊讶地看着戴维。“你并不是个罪犯辩护律师。”
“我告诉了他这一点。”
“这样也好。”金开得思考了片刻,“你知道,我想拉佩特森医生过来当我们的客户。他非常有影响力。他可以给我们公司带来许多业务。他跟几家医疗机构有关联,它们……”
“还有件事。”
金开得探询地看着戴维。“哦?”
“我答应了他,我会去跟他女儿谈谈。”
“我明白。呃,我想这也没什么害处。跟她谈谈,然后我们会找一名好的辩护律师代表她。”
“那也是我的打算。”
“好。我们将跟他建立起一些联系。你尽管去。”他微微一笑,“五点钟我再见你。”
“好。谢谢你,约瑟夫。”
当戴维走回自己的办公室之后,他困惑不解:佩特森医生到底为什么坚持让我代表他女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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