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身边。而刘文静出使突厥，背回了让高祖当刘武周、梁师都那样的仆从皇帝的方案。高祖出于民族大义，未予接受。裴寂提出收起白旗，杂用绛白，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傀儡皇帝的方案。高祖接受。刘文静也无异议。再次出使突厥。这一去到高祖抵龙门才回。——这大概称不上“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还不至于成仇雠吧！
李世民把刘文静捧得很高。一是为了贬低父亲，抬高自己。胡编晋阳起义是自己与刘文静两人策划的。反正刘文静死得早，在以后可由着他说。甚至连与突厥的外交也归功于刘文静。但刘文继第一次出使并不成功。是高祖扭正方向便是明证。可李世民还污蔑高祖称臣于突厥，祥见《民族英雄唐高祖大败》。第二便是贬低太子。屯永丰仓歼灭屈突通主力，就首先是太子的功劳。李世民突出偏将，抹煞主帅。这是一切反动派篡改历史的惯用伎俩。
由于以上原因，与裴寂比，刘文静刚开始地位的确不很高，那也是应该的。裴寂首谋起兵。高祖出兵，裴寂出物资。所以一开始就封县公。后来又一直在高祖身边出谋划策，从事具体工作。但即使如此，高祖也没亏待刘文静。京师平，裴寂进封魏国公，刘文静在歼灭屈突通残余后，封鲁国公，均为大国。高祖登基，裴寂为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不久又一起得免二死，在此以前，刘文静正与裴寂意愿相同，也“位望略同”，按理不该有妒忌之心。
如刘文静谏“贵贱失位”是事实的话，那么他去打薛举当在高祖登基以后。从三月跟太子从洛阳回，到去西线，中间最多有两、三个月在朝廷与裴寂在一起。那是他一生的顶峰，不至于与裴寂“有所是，必非之”吧！按李世民说是四月下旬才回，那最多一、两个月。如从洛阳回来就去西线，那是连这一、两个月都不会有。
这以后就是李世民七月兵败泾州，代李世民受罪责了。
按《新唐·高祖本纪》功臣免死约于武德元年八月初六戊寅。李世民败于泾州，是七月初九壬子，刘文静已当了替罪羊。尚能得免二死待遇。刘文静除名是在壬申日，《新唐》称八月当误。该年八月癸酉朔，无壬申，壬申当是七月二十九。即败后二十天，除名前七天。高祖当然已知西线败讯，还对他特别照顾，没忘了他的功绩。
真正使刘文静与裴寂地位悬殊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七月之败。除名后，刘文静栽了下去，也就失去了与裴寂共议朝政的资格。所谓裴寂“有所是，刘文静必非之”，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
不久刘文静又跟李世民去打薛仁杲。平后，以功复其爵邑，拜民部尚书。十一月二十二日癸亥，李世民至长安，刘文静当是此时回长安的。但十二月初二壬申，李世民即为陕东道，他担任陕东道行台右仆射。在京只有九天，充其量与裴寂见上一面，不会有议朝政的机会。当时他任民部尚书也只是个名，何况远在仆射之下。不久又与李世民一起镇长春殿，一时连议朝政的资格也没有。——这我们已知道，实际是攻蒲坂。这是他当时的真正任务。
裴寂无门第观念，刘文静等级观念强，两人或有分歧。但因位望悬殊，裴寂“有所是，必非之”简直不可能！
我们可以相信，刘文静确实对裴寂有妒忌之心。但由于不在一起，裴寂可能到刘文静死，还蒙在鼓里。
既然使刘文静栽下来是七月之败，替李世民当替罪羊。那么顺利成章的是，刘文静有怨望，当首先冲李世民，其次才是妒忌裴寂。
真正在高祖面前告刘文静的，根本不可能是裴寂。第一个嫌疑犯当是李世民。
刘文静怨望李世民，使七月之败真相可能暴露危及李世民，这是李世民告他的第一动机。
刘文静正与李世民镇守长春殿。上告这样的大将必先经过李世民。无论是刘文静之妾，还是妾兄都不可能自己告到高祖那儿，除了李世民代为转达还有谁？甚至我们还可问：究竟是李世民代他们转达？还是李世民利用他们除掉刘文静？其他人也未必肯转达，能转达并肯转达，必是地位高，又欲制刘文静于死地的人。
李世民说，他在唐高祖面前为刘文静说话，纯是一派胡言。什么：“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既表白刘文静不是自己所害，又借此为自己贴金，把晋阳起义说成是自己与刘文静策划的。他人在朝邑，又如何为刘文静开脱？蒲坂是顽固堡垒，令他攻克。独孤怀恩攻了一百一十天未克，就受唐高祖责备。而此时李世民已攻了二百六十九天了，难道他还能擅离职守？
假使李世民此时确在长安高祖身边，那问题还要严重，刘文静是他亲自押送到长安的。
所以《通鉴》那段话里充满着谎言。刘文静死时，裴寂不在场，也不知道，李世民也不在场。裴寂没有谮过刘文静。李世民也没有为刘文静说过话。告倒刘文静的多半是李世民。刘文静的罪名也根本不是什么廷议意气用事。书中不是明明写着谋反吗？
什么样的谋反罪？没有任何记载，这就有鬼。但我们仍可知道。这是明摆着的。那就是走后来独孤怀恩之路！——《唐高祖亲征河东道》中已说过。在李世民统治下，陕东道虞乡多盗，夏县、解县欲反——勾结蒲坂的王行本，南下永丰仓，北连刘武周、宋金刚，夹攻裴寂，只有这样才能制裴寂于死地。刘文静自供妒忌裴寂。又有妾兄作证。恰恰在唐高祖面前印证了这一罪状。唐高祖低回久之，不忍杀，但为了大局又觉得不能不杀。
李世民以比独孤怀恩长一倍半的时间攻蒲坂，仍不下，自然更不可能不受高祖责备。他虽贪天之功为己有，常把别人去的地方，说是自己去的。对攻蒲坂却一字不提，好象别人忙于打仗，他在休息。这正表明他攻蒲坂不顺利。现在说刘文静勾结王行本，就可以为自己开脱了，真可谓一箭双雕。也正如此，刘文静究竟是什么谋反罪名？不能指望李世民给我们留下真相。
《唐高祖亲征河东道》已说过，李世民说李轨下，是他去的凉、甘纯属吹牛。如真去了凉、甘，只怕连路上时间也来不及，又怎能为刘文静说话？在读唐史中，经常可以发现李世民这类分身术。这次他成了三身国的人了！
最说明李世民制死刘文静的，恰恰是贞观三年李世民为刘文静平反了。那年他整裴寂，假惺惺地为刘文静平反。目的正是利用人所共知的刘文静妒忌裴寂，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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