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尚没有罪责？自然如把陇西人口大批迁往关东，陇西将空。但这些人到了关东，得以开垦肥沃湿润平原。每丁可得百亩土地，寡妇不但可得四十亩，还可获再婚的机会，可以生儿育女。在严守租庸调制及每丁得百亩土地下，一个丈夫供养两个妻子，及她们的儿女是足足有余的。待人口恢复了，再向陇右移民复垦也不迟。李世民贞观四年李大亮说：“河西州县萧条，突厥微弱以来，始得耕获；”（《通鉴》）便是明证。如不能移民就应及早将突厥打败。唐高祖武德七年迁都移民被阻后，就准备最后解决突厥问题。可李世民于武德八年打了败仗。武德九年突厥再度入侵时，又发动了玄武门阴谋。并与突厥订下了屈辱的便桥之盟，使突厥又祸害了四年。如不是突厥解体的话，真不知关陇的灾难何时才是头？李世民在突厥内乱请降后，仍发动了灭突厥的战争，是对关陇的又一次摧残。后来又连连战祸，战高昌，再高昌置州。便是又一大罪状！
然而唐秦战争的损失远不只如此。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得利的总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也总要挑起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刚开始唐军大败,平阳公主的农民起义军，与太子麾下的刘文静、刘弘基等农民军损失惨重。就是其他人如窦轨所率的何尚不是农民军？薛秦解体失败，损失的也是农民军。说薛仁杲残酷，捉富人以责金宝，张贵尤淫暴，以至前来投靠李世民的褚亮、钟俱仇、翟长愻、梁胡郎等，自然是地主阶级的背叛。反攻倒算是难免的。张贵腰斩便是例子。但这一背叛，对唐亦是一祸害。自此以后，唐军中有了一支地主武装。最后杀害了太子、齐王，推倒了唐高祖，武德功臣大批受迫害，李世民代表的地主阶级篡夺了政权。
薛举薛仁杲自然有重大责任。他们扩展地盘不论对象，很早就与唐弼打了。在当时应把矛头对准旧隋，及其腐朽继承者，如王世充、宇文化及等。可在太子建成东向洛阳，李孝恭等南下巴蜀时，他们发动了骨肉相残的唐秦之战。以至两败俱伤。
薛秦所处地狭隘，地理位置注定不利。但如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就理应顾全大局，当不上皇帝就不硬当。让唐军全力对付旧隋，自己安坐陇右，将息百姓，恢复发展生产。就是要扩展势力也当南下四川。如有机会打下益州，则可迁都成都，并有指望夺取全川。旧隋的地盘是人人可以夺取的。但如像扶风，乃至长安，被唐捷足先得后，就不要再争了。再争就是农民军自相残杀，性质变了，不再是推倒腐朽残暴的旧隋皇朝，完全成了非正义战争，干扰了反隋大方向。太子被迫放弃洛阳就是明证。我们不能苛求唐对薛举采用和平解决。就是努力和平解决也不大可能有效。唐朝基本上是正义的自卫战争。
薛举进攻唐，结果是两败俱伤。自己也身名俱灭，实在是咎由自取。倒霉的是广大农民士兵。当时唐已夺得关中，且有河东，势力强大，后又取得四川。薛举薛仁杲可以获一时之胜利，却不可能用战争手段灭唐。以后讲到唐还有两个野战军，及齐王元吉和其他地方部队。就是灭了唐，自己也精疲力竭，关中亦已残破。既祸害了天下，又于己无利。自然薛仁杲不但降后不该杀，就是硬捉住的也以不杀为好。
李世民也逃不脱重大责任。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就应该打赢，而不是丧师失地，许多郡被蹂躏。
（十）刘文静之死
李世民兵败泾州。刘文静、殷开山成了替罪羊。第二年九月初六辛末，刘文静伏诛。李世民归罪于裴寂。
这又完全是谎言！该年六月二十六日癸亥，刘武周、宋金刚大举南下，李世民援军姜宝谊、李仲文败没。裴寂临危请缨，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讨刘武周。至刘文静死已六十八日，又怎么能够谮刘文静呢？这完全是李世民捏造出来，给裴寂加罪的。司马光并非不知道。可他不但不对李世民捏造的谎言有一点怀疑，反而毫无根据地倒推出“寂未行时，先有此言，高祖未忍杀，至是乃决意耳”。总之李世民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即使漏洞比天还大，也非照着李世民要求，硬给裴寂加罪名的。李世民会编谎，编得不像，他们会替他圆。
好吧！就算裴寂说过，既然高祖未听，那此事就已过去。以后致刘文静死，就应与裴寂毫无关系，是其他人的事了。
《通鉴》是这么说的。
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自以才略功勋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静与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饮，酒酣，怨望，拔刀击柱曰：“会当斩裴寂首！”家数有妖，文起召巫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文静有妾无宠，使其兄上变告之。上以文静属吏，遣裴寂（？！）、萧瑀问状。文静曰：“建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老母留京师，风雨无所庇，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谓群臣曰：“观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为之固请曰：“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隔，令文静觖望则有之，非敢谋反。”裴寂言于上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上素亲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辛未，文静及文起坐死，籍没其家。
《新、旧唐·刘文静传》大致相同。《旧唐》赞曰：“风云初合，共竭智力。势利既分，遽变仇敌。”史臣给裴寂开列了四大罪状，（李世民也给裴寂开列了四大可杀之罪）但还是把裴寂放在刘文静前。《新唐》则干脆把刘文静放在裴寂前。
这儿显而易见有谎言。裴寂人在河东，在外面打仗如何问状？唐高祖又怎么能让他审刘文静？他又怎么能下谮言？
从这儿看，刘文静不是无可杀之罪。首先是他要杀裴寂，但还仅是杀人动机而不是行动。如出于个人意气，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那不但他先极端无理，而且问题就大了。但仔细推敲这一说法亦大有疑问。
或许刘文静确实对裴寂有妒忌之心。贞观时已人所共知，这便给李世民加罪于裴寂提供了方便。但仔细算两人的行踪，所谓“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未必是事实。
既谓“风云初合，共竭智力。”，那一开始刘文静与裴寂不至于如此吧！什么时候成仇雠的呢？
刚开始裴寂始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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