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素质教育的批判

    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造教育思想

    一、 蔡元培给学生提供宽松的发展空间

    1、。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蔡元培推崇教育中的自然和个性发展，提出应使不同个性的学生按照其应有的方向生长，这种宽容的教育方针使各类学生可以得以充分发展，而不是受到压制。另外，蔡元培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学习外国技术和先进的思想，提倡一种开放的教育，向学生提供接触外界环境的机会，而不是让学生囿于有限的发展空间。这是教育的应有之义。而传统的教育习惯于用权威、纪律等强制力量把学生约束起来，以避免管理上的困难。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压抑了人的自然本性，无视人的个性特性。以牺牲人性的自由发展为代价所换来的“尖子生”充其量不过是应试的能手、考试的机器。按照正常的学习规律来说，知识获取的越多，学习起来就越容易，可是我们的教育却恰恰相反，低年级的学生尚能思维，尚且有问题可问，可随着年级的升高，问题在人的头脑中消亡了，厌学情绪高涨。教育非但没有促进人的发展，反而成了一种异化的力量，令人望而生畏。

    2、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客观上为新文化的传播开启了方便之门，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学术大繁荣，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蔡元培相信，自由探讨的气氛和学术交流的习惯可以为人之创造潜力的开发创造一个宽松的舞台和环境。他认为，一切创造力都需要有一个表现这种力量的场所，需要从周围环境中汲取新的创造的力量。

    蔡元培相信，通过各种思想的交锋，各学派可以自成一家，以避免各学术思想之间由于各种政治的原因相互压制，这样也不利于整个学术场域的繁荣。另外，如果没有各学术之间的争鸣，就会减少发现问题的机会，缺少反思的场景，就发现不了自身的缺陷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最后，如果没有学术争鸣，很难发现有思想见地的专业人才。基于繁荣学术的需要，蔡元培在北大设置了研究所，他指出，大学不仅是教学的场所，还必须开展学术研究。这虽然比德国晚100多年，但在中国还是首创。他的各种做法很快被国内各个大学所效仿，为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3、教师要有自主精神和创新能力。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驱动力量，素质教育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为教师提供一个相对宽松、自主的环境，给他们一定的教学自主权。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教师更多地是作为一种育人的工具，无自我意识地按照社会的伦理规范去从事职业活动，缺少自我分析、自我评价的能力，缺乏自我塑造的主动性。试想，这种教师怎么会培养出主动、全面发展的人来呢？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为我国的基础教育提供了一个启示，我们应反思我们的教育实践：我们给教师说话的机会和权利了吗？在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上，教师有自主权和选择权吗？更多的时候，教师为教育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承担了他们不该承担的责任，而他们作为专业人员的自主权在很多时候都只是流于口号。因此，素质教育要想使学生自由全面发展，必须首先解放教师，为教师提供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

    二、胡适重视教育对象个性心理结构的全面完善

    教育对象只要具备了一定的素质，则其创新就有了可靠的前提，在“未然”的社会中就势必会“左右逢源”。 如何使学生的个性心理结构全面完善？胡适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极具前瞻性的方案。

    1、 学习兴趣的激发和个性的发展。

    针对教育对象选科和择业的动因，胡适指出：“选科与将来的职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社会的需要，一个是我配干什么？这两个标准中，第二个标准比第一个更重要”。胡适接着从一反一正两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如果为了迎合社会需要，放弃个人兴之所近，成功的往往很少，故‘社会需要’的标准应在其次，个人兴之所近，力之所能最重要。青年学生在选择学科时，切不要太迁就社会需要。”请注意，胡适在此用了一个贬义词“迎合”，这实际说的是教育不可急功近利，即教育具有超功利性。

    教育的超功利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升学生的创造性。胡适指出：“要注重训练学生本能天才的发展，使他的知识能力有创造性，能应付新的问题，新的环境，我认为一切教育都应该如此，决不能为某种环境、某种家庭去设想。”显然，胡适注意到了教育对象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胡适看来，“本能天才的发展”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要义，是教育对象“知识能力”具有“创造性”的必要条件，而有了创造性，教育对象就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化被动为主动，从而真正成才。

    2、 教育要重“学力”而非“学历”

    既然教育不能“物化”，不能“异化”，那么理想的教育则是超功利的素质教育，这种素质教育典型地体现为对教育对象个性心理结构的全面完善的重视。这里所说的个性心理结构包括能力、兴趣、创造性等。教育对象不必只求拿到一张文凭，更不能以一纸文凭为唯一“敲门砖”。胡适认为：“今日许多青年做出假文凭的犯罪行为，政府的硬性制度应该负一大部分的责任，现在的制度若不改变，若不许‘同等学力’的人受考试，那就是政府引诱青年犯罪，假文凭是不会减少的。”需要注意的是，胡适这里所说的是“学力”，而非“学历”，显然，胡适在此强调的是：衡量和选拔人才的标准不是作为形式的“文凭”，能力或素质才是衡量和选拔人才的真正标准。

    胡适所说的“学力”并不仅仅是死读书的能力，它还包括能力赖以形成的环境(含人格等)相应环境中所形成的非智力因素。胡适指出：“既来求学，须知学不完全靠课本，一切家庭、习惯、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人情、人物，都是时时在在可以供我们学的。若在庆应，就应该研究庆应六十年的历史，并应该研究创办人的人格。若在早稻田，就应该研究大隈的传记。”这些看法至少在理论上有助于教育对象个性心理结构的全面完善，是一种超功利的素质教育观。

    3、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训练学生养成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实际能力，成为适应现代生活的一代新人。

    胡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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