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四章狂飙(一)访绅士新家
兰在煎鱼时粘了点面糊,锅里放不丁点儿油也不粘锅(我们一家每月只供3两油啊)。兰用慢火焙得又酥又香,可我没有一点胃口。
“你今天吃得不多。”兰边收拾碗筷,边关切地问:“怎么,胃不太好?”
“没有什么事儿。”我假装轻松地逗蕙儿玩。
这天晚上,我辗转反复,很久没有入睡。我该怎么和兰讲清我的过去啊!
第二天一早,我心事重重地夹着饭盒上班了。
那两位技术员默默地低头做着各自的事情,办公室里往日的活跃气氛没有了。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不一会儿,那位保卫科梁文科长进得屋来,他告诉我马上去一趟三楼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
这是原公司党委王强书记的办公室,王现在是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保卫科梁科长任副组长,材料科那位刘旭组长也坐在那里,从办公室里贴着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员”表上看,刘旭也是成员之一。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一会儿我那位“同伙”朱国兴也毕恭毕敬地进屋来了。
办公室靠门放一溜凳子,但没有人招呼我俩坐下,过去那些年右派生涯教会我乖乖地低头站在他们面前。
保卫科梁科长请王书记讲,王书记示意梁科长说。这位副组长未说话前先把白衬衣袖子撸到两支胳膊肘以上,然后伸直两手分别放到办公桌的左右两角,昂头目视着我们,一副威严架势。他显然认为他过去审讯工地上那些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的方式,对我们无疑是十分适合的。不过我不知为什么会联想到孩提时白狗子进村,那个人称张阔嘴的排长,给乡亲们训话的情形。也许是因为他那相同的撸袖子、扶讲台的架势是那么相似吧!
“你们两个右派、反革命听着,”梁科长开始训话:“从今天起,你们的一切工作暂时停止。该向谁交待的向谁交待一下。静下来好好闭门思过,写检查,写认罪材料,回答革命群众提出的所有问题。”梁科长说到这,停了停,继续说道:“在写检查期间,不许到处乱窜,有事上哪儿,必须请假。”
宣布完了,梁科长侧过头,用目光征求一下王书记意见,王强书记扫扫手,刘旭在那儿忙着记录。梁科长最后结束道:“就这样,没有别的事儿了。回去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们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若不老实交待,只有死路一条!”
梁科长在保卫科工作多年,对这套喀儿,熟悉得如同顺口溜。梁科长30多岁,十几岁便在伪满矿井当过童工,和我们北新报社的二赵一起在工农速成中学读过书。过去我在材料科时,他曾到我们办公室唠过他和二赵一起读书的事儿。待我到“双革办公室”工作后,有时特地来闲坐过。并且因为二赵曾是我的同事,对我颇为尊重、热情。当然,他现在训起话来,我们已形同路人了。
“有时间也可以学学毛著,学学两报一刊,结合自己思想,提高对自己罪错的认识。”看我们出到门口,梁科长嘱咐道。
“是!”我和朱国兴异口同声。
反右之后,我们深知,组织宣布的,就是命令,就是法律,就是判决。捆绑吊打、禁闭反省、尽可绕开公检法,用不着履行任何法律手续。而作为我们,除了绝对服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自由,对于我们这些打入另册的贱民(名义上我们也称为有选举权的公民),已经是可望不可及的、遥远的奢侈品了!
鬼 门 关
我于是开始闭门思过。我是需要好好反省一下进公司这二年来的教训了。
联想到1957年的错误,我好像忽然发现这样一个惊人事实:为什么两次都是工作得到肯定后又来个否定呢?1957年那阵子,我刚被评为团市委机关的“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优秀团员“,而且刚刚填完入党登记表不久,就出了那样事。这一次,也是年终刚评完为数不多的“五好职工”二等奖,工作受到书记和经理的肯定,又出了这样事。我是因为有了点成绩,便飘飘然,从而忘记严格要求自己摔的跤么?不然,为什么偏偏出现这种巧合呢?
从群众关系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讨人厌的地方,我虽然很少、甚至尽力不去麻烦人家,但只要是别人有求于我的,我都认为那是对我的一种信任,所以,只要力所能及,我都尽力而为。特别是当了这些年的右派,只要人家对我有滴水之恩,我都可以说力争涌泉相报。当然,我的不足,是不善于在言辞上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不善于谈榕所说的顺情说好话。
我的脑子里重又出现了大字报末尾打头署名的汪科长和刘旭组长。
是的,我发觉我的致命的弱点——性格上的率直,这一点克服得并不好。也许应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句话吧!从这次大字报涉及的一些事,我发觉自己无意得罪了汪科长和刘旭组长。
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当我拿着《小建议》往保管组大办公室的“学习园地”上粘贴时,尽管大家都说这建议写得好,然而正在那里和谁研究工作的汪科长,看过之后,却未吭一声,便默默离开了。事后,我听我们核算组的林组长私下跟我说:“你这建议本意是好的,但从另一角度看,则似乎反映出材料科领导学习毛著不力,起码是一种不足吧。不然,汪科长不会那么积极布置大家写心得,以便把你写的那篇《小建议》掩盖起来。”当时,我还在心里嘲笑林组长太多虑了。
我还想到,也许另一件敏感的事,更会无意惹怒这位汪科长。
那是在这件事发生不久,有一次,已经任机关支部书记的刘德福,突然来科里找我谈话,问星期日我值班是否看到汪科长和他的妻子,到过东园子的露天材料库,并从那里推过一车破土篮和碎板材,私自拿到家作引火劈柴?这事有人看到反映给刘书记,刘书记便来找我核实。这样事现在说来本属鸡毛蒜皮不足挂齿的小事,但在六十年代初期却作为不正之风摆在了刘书记的案头。
汪科长日常好沾点便宜的事,我曾有过耳闻。比如,那个露天材料库内,四周长的杂草,到秋长有一人来高,有个库工想拿镰刀割回家去引火,汪科长不让。可事隔不几天,汪却让他妻子星期日悄悄割了运回自己家去了。
但是汪科长这回的事,我实属不晓,因为我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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