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二章（五）
“我说一点，”颜路觉得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她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她说：“原来我觉得小孔这个人钻研业务，学习特别努力，特别是在办通讯刊物看到他写的那篇读报札记，对我们的消息写作模式化提出自己独到见解后，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将来会有所作为的，所以我还在一次业务学习会上提出大家要象小孔那样，多写点‘读报札记’、‘编稿札记’之类文章，改进新闻写作，提高群体素质，把报纸办得更好。现在看来，是有点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
“先不要联系检查自己。”林总编显然有些不耐烦她的发言，插话道。
“我这不是检查自己。”颜路大姐有些无所适从了，但为了挽回这尴尬局面，她继续说：“我是针对小孔这次犯错误的根源说的。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一次工间操之后，人们正议论储安平、章伯钧的事，小孔却问大赵：‘储安平这些日子鸣放什么来的？’他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在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面前，他还一门在读巴人的《文学论稿》，钻他的象牙之塔，所以我说，重业务轻政治，正是小孔的致命伤……”
颜路发言之后，林总编看再没有人发言，他瞅瞅自己的手表，又用目光征求一下坐在墙角列席会议的那位市委宣传部的郑风同志的意见，看郑风摆了摆手，便宣布这次讨论会到此为止，并告诉大家，以后上半天编稿出报，下半天鸣放开始意见交叉，相互间的不同意见、观念，尽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此后发生的事，自然是如圈外人所估计的那样，开始揭批我的错误言行，起初是“其言论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继而便是与“社会上的右派言论遥相呼应”，不久便升级为“百分之百的右派言论”，其性质自然也是反党反党主义的了。
这一切我都有些满不在乎。我想，你们尽管闹腾吧，我一个下中农的儿子，父亲种了一辈子地，一生善举，现在是互助组组长；母亲穷苦出身，为人处事未有别人说过半个“不”字，现在还任着村里的调解委员；大哥、二哥解放前参加游击队，一个是新争取自由主义青年团员，一个是我党员；我在中学也是第一批入的团，现在又是市委机关团总支授予的“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年终受过多次表奖，还刚填写完入党登记表，只是尚未讨论通过而已。象我这样一个革命家庭，你们就好好找找我身上究竟哪里有反党反党主义的“劣根”吧。
那时我们报社几个独身职工就住在办公楼的宿舍里，我白天听他们批判，欣赏着他们的表演。晚上吃完饭仍像以往那样拉我的手风琴，尽管曲调已失去往日那种欢快的旋律而带有某些忧伤的色彩，我还是周末跳我的舞。我要看看这出闹剧将怎样收场。
但尽管我采取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这个时期自己在情感上仍是免不了陷入那种孤立无援的情境。是的，金建副总编、王明、李斌、大赵及欧阳芬，在无人处也与我说几句安慰鼓励的话，自己仍然仿佛一下子跌进那种与世隔绝的冰冷世界。仿佛一夜之间全都翻了个个儿。昔日的挚友，如今形同路人。往日的热情，如今化作一片冷漠。中午去大食堂吃饭，人们似乎有意识避开与我同行，有时他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什么，一旦见我来了，谈话也随之中断。人们如同躲避瘟疫那样回避着我。当然，这其中也有自己主观因素掺入里面。比如李斌、钦华、大赵他们早晚上食堂吃饭，即使同住一宿舍，我也知趣地回避他们而独自行动。只有几次，当我一个人行走时，相差不几步的大赵却有意识的追上来与我同行。
“我不着忙，慢慢走，你有事先走吧。”我说，并故意放慢了脚步。
“我也没事儿。”大赵听出这是我的托词，说：“ⅹ！不就是瞎说了几句实话吗，他们心里谁不明白？只不过他们比你奸，他们不往外说就是了。”
“可别再说这话了。”我赶紧截住他的话，快到食堂了，大赵突然告诉我：他与欧阳芬这个周末要举行婚礼，届时请我去吃喜糖。
“谢谢了。”我说：“如果是过去，我是非去不可的，可是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有脸去凑这个热闹？”我知道大赵是念及昔日关系而不能不说的客套话。
大赵再没有说什么。不过，那个周末，据说他俩的婚礼也不象以往有些同志的婚礼那样热闹，林总编说是有事没有参加，让金建副总编和王明代表他们参加了。大家吃完喜糖、抽完喜烟，本来想就地即兴表演几个节目，跳几圈交谊舞，不知何故，二赵的“八戒下山”的京剧清唱，与总编室管出版的袁主任的拿手口技——学猪叫、鸡叫、狗叫、猫叫……都没能使大家的神经中枢兴奋起来。人们在“苦呀，苦呀”声中逼着新郎新娘接了几次吻后，便送新人入洞房了。
大赵结婚之后，他的床空了出来，同屋的只剩下钦华和李斌了。为了避免相对无言的尴尬，我有时独自在几乎无人的街头漫无目的地散步，或者一个人在办公室看书看报。快到熄灯时才回来躺下休息。《第三病室》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两本书，我托王明给小娟捎回图书馆去了，但我们曾在一起的日子和她那消失在走廊尽头的背影一一最后一次会面，我却一直难以忘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心在隐隐作痛，尽管我们彼此一直还羞于表示什么，我却觉得深深地对不起她，我辜负了姑娘那颗善良的心……
批判会已接近尾声，金建副总编一直沉默着。他忙着审阅报纸清样，他说些什么呢？批判我重业务轻政治吗？批判我政治上的幼稚吗？他不想象有些人那样违心说得过重，又觉得说轻了反倒不好。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作为党支部书记的总编室主任袁良私下告诉他：过去作为小孔的组长和入党介绍人，他应该作一次发言，表明自己的态度，否则……袁主任没有说明否则如何，但金建副总编了解袁主任与林总编关系密切，两人都好喝点酒，袁主任的意见也许就是林的意见，他不能在这场大是大非面前做旁观者，他又不想说些哗众取宠的过头话，于是他给大家提出一些思考题：小孔说他意在提高报纸质量，为什么却会走到大家所说的反面上去？如何看待和怎样正确运用独立思考？如何摆正政治与业务之间的关系？……金建的这番话，很适合他的身份，他如释重负地结束了他的发言，又埋头审阅他的大样了。
我心悦诚服地记下了金建的这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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