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品味之后，因为肉馅中加了葱末和少许的姜，肉馅与豆腐鲜味互补，倒是别有一番风味。她就势装了一盘，给隔壁的李祥夫妇送去，让他们一家也尝尝南菜风味。
来北方生活几年了，头一次在除夕吃到家乡风味的酿豆腐，心里很是高兴。但大家围着炕桌吃饭时，不知怎么凑巧赶上我和小娟挨着坐。尽管我在周末和欧阳芬也没少在一起跳过舞，看过电影，却还从未和生疏姑娘挨得这么近吃过饭啊。我甚至被挤得都可以闻到她的发香，腿和腿都碰到一起了。我本来显得有些拘谨，坐我一旁的李斌这淘气鬼，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还用他的膝盖碰了我一下，我看看他，他看看我，谁也没说什么，我却紧张得脸发烫，光顾吃饭而忘了仔细品品酿豆腐的味道。以致饭后王明问我这顿酿豆腐比照南方家乡做的滋味如何时，我只得机械地回答说“挺好，挺好”，而不知王明是否发现我那时的窘态。
吃过团圆饭之后，李祥一家也过来一起热闹。那时王明家买了台收音机，一般家庭还很少有这新鲜玩艺儿。所以大家边听“戏匣子”边玩扑克。新凤霞的《刘巧儿》和郎咸芬的《李二嫂改嫁》，以及东北的秧歌调、二人转，为节日增添了愉悦气氛。
不觉到了午夜，墙上的挂钟响了十二下，按北方风俗，全家人都要吃几个饺子，这使我们感到很新鲜。饺子与交子（时）谐音，也许这就是北方迎春午夜吃饺子形成的一个缘由。吃饺子前家家鸣放鞭炮、烟花。玲玲还和小娟放了几个类似南方“火箭”的“钻天猴”，不同的是“火箭”在夜空可以看到一条长长的火龙般尾巴升上天空，而“钻天猴”却只会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尖叫。北方除夕之夜的做法，和南方客家风俗选在一年中第一天的子时打开大门，在门上贴“开门大吉”，然后在厅堂、灶堂、大门点上红蜡烛，焚香礼拜、放鞭炮、放烟花差不多。王嫂讲起北方农村有钱人家有这样那样的讲究，解放后，城里人已没有那些老规矩了。
爸爸、妈妈：
全家新春好！
今年春节我是在好几个北方同志家度过的。北方同志普遍耿直、厚道，和我们客家人一样的热情好客……
我已经基本适应了北方生活。北方的冬季确实比南方冷，但室内有采暖设备，不象南方那样屋里屋外一般冷。所以居住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从我寄给爸妈的照片看，爸妈也可以看出你们的儿子这几年在北方已经长高长胖了不少……
我没忘二哥临别时的嘱咐，给阿爸阿妈写拜年信。
日子飞快地过着，时间已经进入1955年秋，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掀起一个浪潮。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本着毛主席在六中全会上关于合作化运动可以大发展的精神，分头到农村去报道一些办得早、办得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典型。
“为什么这个社能办好，别的社就不能办好？为什么这个社有优越性，别的社就没有优越性？”我们不少人都旗帜鲜明地以毛主席的这些话在文章中这样提出问题：“合作社运动这个事物在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早几年，而是现在）已经可以大发展了，有些人却还说不能，这都叫右倾。”“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主席说。
为了贯彻毛主席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一精神，我们遵照上级指示，连续发表了好些专版，去宣传山区、平原、丘陵、河沿、城郊的大田和蔬菜等各种各样搞得好的农业社的典型。受到市委的表扬。1955年冬，经过大反右倾的结果，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据云发展到124万多个，比照中央预计1957年争取发展到80万个的计划，提前两年还超出三分之一多。结果第二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一次会议上的精神，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严重注意这种“急躁冒进的偏向”。可不久又传来消息：这篇本着中央工作会议决议精神写的社论，连同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都遭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说他们犯了右倾错误。
不断地反右倾终于获得伟大胜利，毛主席原定到1957年全国农业总户争取发展到20％左右的计划。到1955年12月27日，毛主席便估计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快速得简直有点难以想象了。
可是，对于这样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社会上也有一些人在吹泠风。
当时有的人认为农业合作化搞得太快，怕搞不好。有一次，主管报纸的市委副书记从省城回来给我们新闻工作者传达会议精神时，说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专门批评了这种泄气干部，甚至点了农业部长廖鲁言什么人的名。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化不行，长不了……”毛主席还指出：“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我想起毛主席写的考察报告，十分佩服毛主席认识分析问题的方法，总是能够从阶级观点高瞻远瞩，可谓入木三分，鞭辟入理。对于这些泄气派、反对派，这么点点他们，真有打蛇打“七寸”的神效，看谁还敢替他地主老太爷说话！
果然，毛主席这么一点，那些成分高、出身不太好的干部，一个个都老实了，很少有人敢出来说三道四。我们于是又进一步本着主席指示，针锋相对地“大讲合作化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卫护农业合作化的健康发展。
想想那时的我们，还真有点“左”得可爱！
后院起火
但是，不久却收到二哥从一个前所未闻的无名小镇，而不是松香厂寄来的一封令人不安的长信：
芳弟近好！
二哥从本月起已调龙川一个粮管所工作。在我面前摆着两份令人啼笑皆非的决定。一是关于我站在什么富农立场为家庭辩护、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另一份是关于纠正“左”的作法，恢复我家下中农成份的决定……
二哥接着讲到兄弟三人出来工作后，隔几月多少有些余钱孝敬父母，家庭经济状况大有好转。两年前，家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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