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冰淇淋

关系，到后来，这种关系反过来自我催化，其强烈程度恐怕超过了海斯勒之前的期待。

    2002年，海斯勒与女性美国友人郭眯眯在燕山山麓的小村子三岔租了一处农居，这里距北京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但却令人意想不到的落后于时代。关于三岔，海斯勒写下了书中最富抒情诗风格的几个段落，其中与村民一起采摘核桃，用棍子击打树枝的一段让人有恍惚之感：“美不胜收的，是飘荡的声音，摇曳的光线：呼呼作响的丁香棍子，青绿的叶子在空中飘飘落下，一个个核桃重重地掉落在地上。采摘完毕，那些树枝仿佛在叹息—枝条在轻轻地哀叹，想起刚刚经历的一顿暴打仍然震颤不已。”然而，宁静和谐不过是极短暂的间奏而已，正是在三岔，海斯勒目睹了乡村政治的蜗角之争、旅游文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冲击、农民在城市化剧烈震荡中经历的思想蜕变。“要人们在变动如此之大的国家里保持一种方向感，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三岔的叙述围绕一个姓魏的中年农民展开。这个脑袋灵光、不安于现状的男人，以极具个性的方式，把握住了商机，入了党，买了二手车，为智力障碍的哥哥争取到了补助，尽管最终在竞争村支部书记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海斯勒通过这个人物及其家庭，将北方农村的经济转型、社会矛盾、政治实态、信仰状况、风俗习惯、情感结构都写得玲珑剔透，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完成的是一个人类学式的田野考察。唯有在魏家的小男孩身上，海斯勒的情感灌注远远逾越了人类学家应有的超然。小男孩患上血小板减少症，海斯勒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自己的社会资源，请在美国的三位医学专业人士做了跨洋诊断，让郭眯眯为孩子安排到高一级医院住院，通过在北京一家医药公司工作的美国人商购血液球蛋白。在与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时，海斯勒对血液的安全性提出质疑，引起医生的反感。海斯勒建议对血液进行病毒测试，医生回答：“相信我好了，检查不出来！”海斯勒写道：“在我看来，一个医生竟然说出这种屁话，简直令我作呕。”他气得发抖。在整本书中，这是海斯勒唯一情感失控的时刻。我们可以借此推知他与小男孩之间感情的深度。然而，不止于此，恰恰在这失控的一刻，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美国人对事情理应怎么做的真实看法，同时也看到，海斯勒这个外来者的特殊身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笔下那些人物的命运。这个孩子很幸运，因为不但有人关心他的健康，而且这个关心他的人还有能力调动一般人不可能拥有的社会资源。可问题在于，紧要关头，海斯勒的第一个念头仍然是利用关系而非遵循规则。这一善良的冲动，当然情有可原，甚至令人感动，但当海斯勒揶揄中国公路上的司机不守交规时，他是否也考虑过人们不愿遵循规则也许有更深层的制度背景呢？是什么决定了在中国做事首先想到是利用关系而非遵循规则？为何海斯勒未能在紧要关头将美国人阳光般的正直贯彻到底？我想，这些问题，比起某个人自发的善心，更值得我们掩卷思考。

    如果说三岔的写法更接近海斯勒在《消失中的江城》（River Town）中的叙事模式，那么《寻路中国》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关于浙江丽水的部分，则最大地发挥了海斯勒的特长：一方面，他选定一个据点，在这个据点上，他与人建立起极紧密的关系，然后像小说家一样，细致描摹这里的一切；另一方面，他像记者那样，在这个据点周边来回游弋，捕捉闪光的片断，用以充实、丰富他得自某一局部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完善在这些微观事实背后的宏大背景。

    海斯勒是在马路边与丽水那个专门生产胸罩肩带调节环的私企老板结识的，此后他多次来到这家工厂，与员工吃住在一起，参与了工厂筹建、设备安装、投产、迁址的全过程。他对这里的一切的关切程度竟让老板一度疑心他是“前来卧底的竞争对手”，而我们这些读者也有了机会，如同《经济学人》的书评说的那样，像“墙上的苍蝇”一般倾听、观察他们的一言一动。在这里，海斯勒呈现的人性的幽微曲折、社会的陆离百态，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得不承认，此前我们从未读到过对当代中国工人如此深入的描绘。

    任何对这一部分内容的概括，都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掉其细节的丰富性，而细节恰恰是这一叙述最可珍视的组成部分。我只想谈谈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劳动与劳动者疏离、劳动外在于劳动者的现象。调节环工厂15岁的女工陶玉凤手法灵巧，她为胸罩放置衬骨，“她左手的大拇指上戴着一只顶针，每放一副衬骨到松紧布里边的时候，那金属片就会碰得咔嚓作响。咔嚓，咔嚓—那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像是一只节拍器，快得我都数不过来。一个下午，我看着玉凤放完了几千个衬骨……通常情况下，她会连续十个小时放置一个型号的胸罩衬骨。她可以做到不用中断手中的活儿，不用抬头也能回答我的提问”。陶玉凤说道：“说实话，我经常会感觉很平静。一个人干活儿，没有人来打扰我。尤其是我什么也不用考虑。如果我要考虑什么事情，那就做得没有这么快了。所以，我尽量让自己的脑子里面什么也不要想。”对这种工作状态，我们很难说它有多么不好，但我感觉，在这平静里面有某种让人窒息的东西。在当地以临摹欧美绘画出口海外为业的绘画作坊里，海斯勒问女画师：“你喜欢画画吗？”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不喜欢，一点都不喜欢。”海斯勒写道：“她从来没有因为兴趣而画过画—当我问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时，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是我的脑子进了水……我问她，她画的哪一幅画自己最喜欢，她说道：‘我一幅也不喜欢。’我问她有没有崇拜过莫奈或者凡。高这类着名艺术家的作品，她给出了类似的回答。‘没有我最喜欢的作品，’她说道，‘那类作品跟我们现在画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生动地表现何为“异化”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种种代价，已有太多讨论，但对人的异化这一代价，我们谈论得还很少。假如人被抽空了，那么现代化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对人的空洞化、社会的空洞化，海斯勒有许多精妙的刻画，而他的总结归纳也往往精确得让人痛心：“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宗教也许会在个人层面得到繁荣，可在组织

    -->>(第3/4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