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冰淇淋

义上的新闻价值，海斯勒只是自顾自地走向了中国深处，在那里，渊默如雷。但也正因为方便的标签和坐标都不存在了，这本原本写给英语世界的人们的着作，最终，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读出其中的味道。

    我看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经济学人》等十来家媒体的评论，觉得不读亦无妨。读这本书，先有一个陷阱，就是以为这是一本讲汽车文化的书，或是一本“在路上”的书，外国的书评人一个挨一个从这里掉下去。而参与设下这个陷阱的，就有彼得。海斯勒自己。在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讲演中，海斯勒从书里摘取了中国交规考试的试题，做成幻灯片，打在白幕上，比如：

    352题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

    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

    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台下的美国人看到这里，笑声一片。在表达一点点善意不致带来太多不便的场合里，文明人是慷慨的，于是他们笑了，为东方人大脑里过多的沟回而笑。然而，这种文化差异的笑料，无论多么无害，究竟是浅俗的，是可有可无的，就整体而言，是干扰视线的，它轻快的调子冲淡了《寻路中国》深沉的底色。我想我并非完全不懂欣赏幽默，海斯勒不形于色的幽默感，即所谓dry sense of humor，是显而易见的，但一个美国的非虚构作家有这样的幽默感，不是太理所当然了吗？与那些我们早就司空见惯的旅行作家相区别的，不是彼得。海斯勒的幽默感，而是他与中国人事实上与情感上纠缠的深切程度。

    诚然，汽车一路风尘，驶过《寻路中国》整本书，然而，与其说它是书的主题，不如说它是书的线索，就像我们叫做项链的那种东西，重点在被串起的那串珠子，而不在那条线索上。若说关于汽车的一切只是掩盖着陷阱的表面现象，那么这本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呢，或者说，那线索串起的珠子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容易回答。

    从结构上来说，《寻路中国》的三个部分—城墙、村庄、工厂—看似均衡，实则写作的出发点及情感投入的程度均有极大差异。第一部分长城探寻之旅，与《甲骨文》的设计很相似，都是以中国文化的象征物为媒介，希求借此把握古今流变的脉络，为中国观察增加一个时间的维度。问题是，此类过于明显的企图，往往无法在中国的现实中得到有效回应。事实上，海斯勒沿着长城遗址向西的旅途中的见闻缺乏一致性，这是由其线路的机械性预先决定了的。他在成吉思汗陵见到三个在午宴上喝得醉醺醺的“领导”与入门检票员展开顽强的讲价，他在甘肃的廉价卡车司机旅馆里得知这楼上住着一个“后苏联版的嘉莉妹妹”—卖淫的俄罗斯女人，他在张家口的公路餐馆遇到自称是“美利坚合众源公司中国办事处副主任”的老板娘……这些不失为有意思的当代中国世相的剪影，可是，它们与长城没有必然的联系，假若海斯勒任意选定一条由北京至甘肃的自驾路线，他也极有可能目睹类似的林林总总。长城，这一重要的中华文化象征，已然与中国的现实全然无关，对这一点，《寻路中国》表现得很充分，有足够的说服力，不过，这不是一个值得用一百多页去说明的事实。

    尽管事先设定的目标未必合理，海斯勒还是凭借其犀利的观察超越了预设的种种限制。他的观察，准确地说，他的社会观察，有显隐两种表现。显性的，如他在“首都汽车”租车时获得的经验：“他们从来不问我把切诺基开去过什么地方。租车合同有具体的规定，禁止驾驶员把车辆驶离北京地区，不过我打算不理会这一条规定—在我把车子还回租赁公司，查看里程表之前，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在中国，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在我读的Kindle版英文原着里标明，最后这两句话已经有59位读者在我之前画了线，显然，读者对海斯勒把握社会规则和运行模式的能力印象深刻。而我更看重的毋宁是那些也许无法上升为判断、归纳为警句的隐性观察。在山西、内蒙一带行车时，顺便搭载几个人成了海斯勒每天的惯例，而搭顺风车的多数是年轻女性，“她们从村子里出来，在小镇上见过些世面……她们穿戴整洁，一般穿着裙子和高跟鞋……上车时带进一股廉价香水的气味……无一例外，她们都是离家在外做工的人，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她们上班的地方有工厂、餐馆、发廊等等，而她们对自己的工作一般闭口不谈。一开始，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搭顺风车，因为在外做工的多是男人。而那段时间根本不是出游的高峰期……我遇到的那些人主要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做事—比如在省城，或者规模较大点的城镇。对这部分人而言，出现在乡间路上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女人可能更愿意不遗余力地这么做，因为她们通常有父母、甚至祖辈的老人需要照料。每次，我问她们包裹里带着什么东西，她们总是这样回答：‘礼物。’”在海斯勒的叙述中其实已融入了部分对现象的解释，如果我们更进一步，不妨将这一现象再拆解一下：首先，成年男性劳动力从农村抽离，造成农村性别比例失调；其次，部分年轻女性出于伦理考虑，选择在离家更近的地区工作；第三，女性工作的性质往往使她们有机会在春节以外的假期回家探视；第四，由于缺乏足够便利的公路运输系统或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这些回家的女性至少要在旅途的某一段上选择步行。也许我们还可以将这一拆解继续下去，一直分析到中国社会最细微、最基本的元素，不过，这样其实已经足够了，我们已经看到，路上的女性搭车客，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现象，将中国劳动力流向、家庭伦理、职业特点、出行方式等重大的、多元的社会因素扭结在一起，让我们很难对这一现象做出简单的评价。比起讲述中国人在驾驶时如何恣意妄为、长城的部分残垣如何尘封土掩，我觉得海斯勒对搭车客的观察能向中国的城市读者传达更丰富的信息，这也是中国读者与英语世界的读者关注点差异的一个必然结果。

    循一定线路的旅程必然是一掠而过式的，旅行者无法与遭遇的当地人建立更紧密的情感联系。然而，到了《寻路中国》的第二部分，感情的浓度陡然上升，这是因为海斯勒选择了一个固定的地点并以极大的耐心慢慢培养、维系与这个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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