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冰淇淋

层面上却相当弱小……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也没有任何非赢利组织。警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得见到……”海斯勒说，那些善于为自己做周详打算的中国人“如果要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还需要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我常常感觉到，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中国是否已经发展到这个点附近？中产阶级、上层人士是否已经有了那种感觉？也许得出答案并不困难，只是我们明白说出答案未必会有什么效果。

    最理想的社会演进，或许应该是“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那样一种变化，它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然而，中国的许多变化，尤其是发生在农村的许多变化，却是一种无论如何难以让人乐观的变化：它让很多人的境况变坏了，而境况变好的少数人都不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企业主，开发商，此外还有什么人抚掌而笑了，而农民却要以肉身承受那些几乎无法承受的陵谷巨变。谁该为这种演进负责、为它提供合法性证据？

    海斯勒有时不免灰心地写道：“在这个开车路过的城市里，我感觉自己只不过是个开车路过的记者而已，听完了那些悲伤的故事，又从高速公路上离他们而去。”问题是，海斯勒可以离我们而去，我们自己不能离开这里。我们读海斯勒的书，为的就是了解这里、理解这里、改变这里，或者说，不让这里被以现在的方式被改变。

    就算你知道中译本194页第二段以下删去了将近三页的内容，就算你知道书中许多字眼被悄悄地改得温和了，就算你知道个别句子的意思被译错了，你还是应该对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心存感激，这感激首先应归于书的作者—彼得。海斯勒，伟大的中国观察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至于那“人民”二字包括哪些人不包括哪些人，你懂的。

    在文学中，不是所有坏的东西都值得去批判。坏的侦探小说，坏的不健康读物，坏的幻想文学，本身就以次品的方式包装自己，它们并不怀着超越自身品类的奢望，不劳我们郑重拉杂摧烧之。还有一类作品，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写坏了”，如才力不足者勉力为之而终不免竭蹶，像这类“坏”，实值得我们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