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江北之日军迫近汉口。
沿大别山进军的日军，企图占武胜关以西，截断襄花公路。此时，武汉已陷入日军三面合围的态势。
本來，蒋介石与陈诚见日军來势凶猛计划武汉守到8月底即行撤退，后因日军久战疲惫，补给运输困难，食品、军需不足，兵力一时补充不上，被我军所阻，武汉撤退延至9月底，后再拖至双十节，最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三面包围了武汉，于是10月21日，被迫决定放弃武汉。
蒋介石在放弃武汉一个月之后的10月31日，发表了《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为其放弃武汉寻找理由：
“……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
“今者，我中部工业及东南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南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故我守卫武汉之务已毕，目的已达。……吾同胞应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
陈诚对武汉会战总结如下：
一、扩散了战场，打下了长期抗战的基础。
二、争取外翼，避免被敌歼灭。
三、敌伤亡10万余人。
四、敌人防守线愈为延长。
五、迫敌达不到其战略顶点，速决企图破灭。
这个总结实则是为被迫放弃武汉辩解。
10月31日，陈诚在高级将领会议上，就决定今后方针作了讲话：
“国策既定，举国一致，无论任何党派、任何内阁、任何个人莫不皆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亦只有绝对同心，共同一致对倭作战，以争取全民族的生存，绝对不可再有什么思想主张的歧异与利害意气的争执……对倭作战，必须实行消耗战与持久战，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拼命的奋斗牺牲和长期的奋斗牺牲……以军事论，目前虽以战略关系，对于一二阵地略有移动，但就全局言，并不得认为失败，此一二阵地之动似乎对敌方有利，但敌人为此而耗费之代价如何？又与彼所预期之速战速决相去几何？我敢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如此地坚持着、拖延着，拖到一年半载，3年5年的时候，敌人实力耗尽，经济溃崩，国本动摇，这样敌人就一定要在我们面前屈膝的。所以实行持久战与消耗战，为能克敌歼敌，此实必我对倭作战的铁则。我们全体官兵，以及全国民众，都是炎黄一脉的后裔。顶天立地的男儿，遇着现在这样报国的好机会，一定能够团结一体，百折不挠!”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所讲的这番话，是对蒋介石当日(10月31日)发表的《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的诠解与发挥。
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对“自动放弃武汉”的意义说得很清楚，只是他对敌军心理的推测“若其要求和平，则我军自动放弃，反能促其觉悟”，“使其不敢有所要挟”云云，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日军并未因武汉的放弃而停止进攻与“要挟”。
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统帅部召开军事会议。对“七七”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的第一期抗战进行了总结，也对第二期抗战提出了设想。
蒋介石认为：第一期抗战虽然丧失了很多土地，战役上失败了，但战略上却是胜利的、成功的，使敌陷于不能自拔的泥淖中。对第二期抗战，他提出：
“第二期抗战就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候。”
可惜的是，第二期抗战，蒋介石却执行了消极抗日，积极**方针，致使他所提出的“转守为攻”的设想，始终未能实现。
【10月25日】
对敌行动，切不可留有余地，对敌态度，亦不可稍有消极缓和之意，必须坚定、简单、明白，而示我对和战一定之限度则几矣!否则，无异示弱，则败亡矣!
武汉之爆烈破坏，不仅使其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我同归于尽之决心。
10月24日，蒋介石拟暂留武汉，继续指挥，因宋美龄和幕僚们的一再苦谏，于当晚(24日)蒋偕夫人宋美龄自武汉飞往湖南衡阳之北的南岳，因飞机迷失方向，又转回汉口，次日(25日)凌晨4时，换乘飞机再度出发，始抵南岳。
10月25日，敌攻黄陂，威胁武汉，我守军在武汉外围的九宫山、慕阜山、庐山、大别山等地，以数十万重兵给來犯之敌予以迎头痛击。同时我集中空中主力，阻敌舰西侵，昼夜轰炸敌舰，击沉敌舰12艘，伤29艘。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援华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海军舰艇也与敌血战到底，其中“中山舰”在金口与敌机战斗中，尤为英勇。在15架敌机轮番轰炸下，中山舰用舰炮一直与敌进行激烈战斗。舰长萨师俊腿被炸断，血流如注，仍坚持不下火线，用手紧抱铁柱继续指挥，全舰将士，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直到中山舰下沉，全部英勇殉国。
10月25日，放弃汉口，随之放弃汉阳、武昌。
10月25日，蒋介石从南岳电令留驻武汉部队在撤离武汉之前，将武汉战备设施破坏，以免资敌。武汉经过两天的燃烧，留驻部队在完成任务后撤退。
武汉会战，大小战斗数百次，毙伤日寇20多万人。这次会战历时4个月，双方参战人数多，战域广，是抗战以來(亦是以后)最大的一次战役。日军虽然占据九省通衢、中原重镇武汉，但其速战速决以使国民政府屈服的计划未能实现。
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的15个月期间，由于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蒋介石领导对日抗战总的说來是比较积极的，其政策重点是放在“战”上。这一时期是全国军民抗战的高潮。
为了推动蒋介石抗战，增强两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也做出蕴藻浜了巨大的努力。在武汉会战期间，周恩來带给蒋介石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内容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恩來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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