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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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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1938年(五)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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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1日】

    倭欲以狂炸为施行威胁恐怖之愚计,孰知其徒使我民众仇恨愈甚而益加强敌忾心而已。

    日寇实行海、陆、空全力进攻,7月4日、7月28日,我第二道防线湖口、第三道防线田家镇相继失守。

    随即,敌分四路(南泽路、瑞武路、长江北岸、信阳),进攻武汉。

    8月10日,右路日军波田支队在瑞昌东北港口登陆后,遭到我第九战区的张发奎第2兵团所部第3集团军的阻击,敌以主力第9、27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用毒气,第3集团军伤亡惨重,其他部队增援无效。

    8月11日,日寇派72架飞机对武昌、汉阳实行空袭,因轰炸而死亡者达500人之多,许多无辜市民在敌机所投掷的炸弹下丧生。

    蒋介石认为“倭欲以狂炸为示行威胁恐怖”实乃是“愚计”,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狂轰滥炸的武力威胁下,也难以奏效。愚是施行“军威”,更加引起民众的义愤。

    事实正是这样,敌人想以“狂炸”威逼蒋介石屈服投降,可结果适得其反,使他只有选择坚决抗战之一途。

    【8月13日】

    目睹近日敌机轰炸武昌与汉阳之凄惨,以及人民与士兵死伤之悲痛实不忍心之至!战例:凡最高统帅必在后方者,不令其见闻军民在战场之惨景俾专心主持最高之战务,而无所动其心也。今余既任最高统帅而此身又不能不在前方指挥镇慑,且事必躬亲,此余处境之不同,不得已而为之耳。惟甚恐以理繁治剧之故而贻忽重要战务,戒之勉之。

    此日记,是对11日日记的补充,亦是保卫大武汉会战的动员。鼓励官兵同仇敌忾,各司其职。同时严以律己,“戒以勉之”。

    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表示:“一切的奋斗要以拱卫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7月31日,蒋介石召集各部队官长讲话,再次强调保卫武汉之重要:“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我们一定要拿出必死的决心,确保武汉的安全”,“誓与武汉共存亡”。

    保卫大武汉的会战是从八月初开始的,中日双方在数千里的战场上,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激战。日寇开始进攻武汉时,就调集了十个师团,后又补充了五六次。蒋介石也动用了几乎所有可调动的部队进行抵抗。中国广大官兵与日寇作战十分英勇。其悲壮之情景待后补叙。

    【8月31日】

    (一)

    读孙子地形篇。今日长江之敌,已入挂形与险形之地矣!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此倭寇之所以必败也。

    这年夏天的8月,正是保卫武汉的会战最初阶段。蒋介石一边指挥着长江沿岸的军事,一边研读孙子兵法。

    这里所说的“地形篇”,正是孙子兵法卷下的首篇。

    蒋介石日记中说:“今日长江之敌,已入挂形与险形之地矣!”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此六者,地之形也。”“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

    所谓“挂者”--

    梅尧臣注:“网罗之地,往必挂缀。”

    杜佑注:“挂者,牵挂也。”

    李鉴注:“往难以返曰挂。”

    杜牧注:“挂者,险阻之地,与敌共有,犬牙相错,动有挂碍也。”

    集四家注可今译为:大面积呈网罗状的天险之地谓之挂形之地。

    日军正应了孙子的“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之说。

    中国军队沿长江天险,严加防范:以李宗仁为首的第五战区防守在武汉以北的大别山区;以顾祝同为首的第三战区驻守在湖口以下的江南地区。国民党军有60个师布防于大别山、瑞昌南北线及长江中下游沿岸。这可谓是“有备”,事实证明,日军速战速决,溯江而上,尽管配之以飞机大炮,由于我军采取分路凭险阻击的打法,消耗了日军兵力,使之不能长驱直入。

    所谓“险者”--

    杜佑注:“高阳之地。”

    曹操注:“地形险隘。”

    李鉴注:“险阻之地。”

    杜牧注:“险者,山峻谷深,非人为所能作为。”

    不必今译,便可明白其义。

    孙子兵法曰:“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

    杜佑说得好:“居高阳之地,以待敌人;敌人从其阴而來,击之则胜。”

    我军居高阳,日军“从其下阴而來”,敌败我胜。

    蒋介石兵法学得不错,他当时采取居高临下,据险分路阻击之战术,强调“确保”、“固守”。但,最终失败了。原因主要有四:(1)主次不分;(2)只突出工事作用;(3)不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4)敌军火力装备占优势。

    这样看來,学以致用还欠功底。

    不过,蒋介石运用兵法总结军事上的利弊有时还是可以的。

    1939年1月,蒋介石在《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那篇论文中写道:

    从战略上來看,他(日本)犯了军事上三个大忌:

    一、不知己不知彼。他始终沒有梦想到我国抗战到18个月之久,不但不为所屈,而且愈战愈强;他也沒有知道他自己的兵力使用到某一程度之后,要疲竭到以5个人來拼我们一个人的地步。

    二、他一味希图取巧侥幸,妄想以轻巧取胜。而结果适得其反,完全违背了孙子“兵贵神速”的原则,弄到政潮迭起,反战空气日浓,他们所自夸为唯一战时内阁的近卫文?乃不得不因此下台。又证明了孙子所谓“兵久而国不利”的名言。

    三、古人所谓“顿兵深入”的大忌,原为对强者而说的,现在他从东海边头深入到几千里外我国的内地,使得他已占领的地区,都变成了我们正规军和游击队活动的势力所在,处处要受我们的控制,时时遭到我们的打击,欲进则愈隐愈深,要退则到处荆棘,这真是走到了孙子所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地步。

    应该说,他还是分析得比较透彻、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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