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资格坐在大堂之上的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却沒有到场，也许很能说明问題。
阎锡山终于下定决心处决李服膺。这时他已从太和岭口回到了太原，内长城一线的作战已近尾声，忻口战役即将开始。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太原。一天，一颗炸弹落进绥署大院，炸死了少校副官席向南。日机飞走以后，人们都围过去，阎锡山也拄着拐杖出來看了看。他的脸色十分冷酷。
促使阎锡山尽快动手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李服膺的老同学、现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的唐生智來电，要求将李服膺押解至南京审理。如果将李服膺放走，那么，雁北的那些偷工减料的工事就会大白于天下。不如先斩后奏，灭口了事；二是蒋介石紧紧盯住不放。据说汤恩伯也在蒋面前状告李服膺于平绥线作战不力，使汤部蒙受重大损失，更使蒋对他感到恼火；三是舆论压力太大，不杀他个把军师旅长难以应付；四是借李服膺的人头警告晋绥军的将领，以制止溃逃之风。
10月2日夜，11点多钟。这天晚上，轮到刚刚接替席向南升为少校副官的庞小侠担任值日官。听到阎锡山要夜审李服膺时，他颇感吃惊。
一辆汽车悄悄停在省府大堂门口，宪兵从车上押下李服膺。他并沒有被捆绑。一进大堂，李服膺蓦然发现大堂内设有公案，两旁宪兵肃立，气氛阴森恐怖，顿时呆住。他嘟囔道：“这是干啥?”担任陪审官的副官处处长谢濂说“会长一会儿要和你谈，你且等等。”
未几，阎锡山从里边走出。他双手撑在公案上，两只鹰隼一样的眼睛盯住李服膺，低声说：“慕颜，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我沒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了下來……”
李服膺插话说：“让我守6天，我守了6天，我有电报……”
“你胡说!”阎锡山逼视着他，顿了顿，“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有顾虑。”
李服膺这时流下了眼泪。阎锡山朝周围的人点点头，快步离开。谢濂说：“慕颜，你还有什么家事，可以告诉我。”李服膺气愤地把帽子往地下一摔：“那还说球哩!”
有人上前捆他，谢濂制止：“那像什么样子。”于是沒有捆，只把绳子搭在李服膺的肩上。上车后，他对谢濂和宪兵司令张建说：“为啥这样糊里糊涂地杀人，使我死得不明不白?”
车到小东门大教场，他们下车。宪兵司令张建跟着李服膺往前走，还沒走到放棺材的地方，张建往一边让了让，负责行刑的绥署警卫连长康增从背后一枪将李服膺打倒在地。黑暗中看不清他临死时的模样。
连续几天，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败军之将李服膺被惩办的消息，阎锡山赢得了一片赞誉之辞----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秉公办案、阎长官“挥泪斩马谡”……这一招很灵，李服膺一死，几乎所有的责难都化解了。
李服膺是抗战爆发后第一个被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三个多月后，山东省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在武昌被处决。有意思的是，这两人终年都是48岁。在抗战初期，他们的死都曾轰动一时，使全国抗日军民的士气为之一振。
罪名一样，死法一样，内情却有别。1938年1月28日，上海《新闻报》发表评论说：“中国自作战以來，死法虽然不同，我国已死了不少的抗日将领，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龄之死，人人为之掉泪，朱耀华(第18师师长，淞沪会战中兵败自杀----笔者注)之死，尚有人为之惋惜，李服膺之死，亦尚有人为之代抱不平，只有‘青天草包’(指韩复榘)之死，人们却认为是死得应该的。”
50多年來，国内一些公开的出版物上，包括一些权威性的文章，在提及这段历史时，大都把李服膺和韩复榘视为同类。而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却这样写道：“从9月5日开始攻击……天镇县城之敌仍旧孤立而顽强地进行抵抗，沒有退却，11日(日军)才攻占县城。”
历史在这里留下了遗憾。
1937年9月中旬，放弃了“大同会战”的阎锡山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严酷的现实，日军精锐的第5师团像从地底下突然钻出來似的，直趋内长城沿线的一个重要关隘平型关。后來被海峡两岸的战史学家皆认可的“太原会战”，从大同失守的那一天起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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