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情感的宣泄
当初民全身心投入乐舞活动，兴奋热烈、无羁无碍地跳舞、歌唱，以及竭力模仿某一图腾形象及动作时，原始乐舞作为艺术化的社会行为方式，便充当着情感的载体。在图腾乐舞的狂欢之中产生的快感，使参与者仿佛落入甚至成为自己所崇拜、认同的那种图腾形象，从而获得一种情感的宣泄并达到心态的平衡和满足。
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共同的乐舞活动，初民不仅完成了思维意识上的超越，以及文化心理形态上的认同，并且相互之间以情绪的体验、宣泄这种最直接、最具本能冲动的方式，在一种愉快之至、也就是"乐"的直觉状态中，完成群体之间的心灵交流和个体内心完满的审美体验。
原始乐器
一、舞阳贾湖骨笛的七声音列结构
贾湖骨笛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遗址墓葬中被发现。贾湖墓区考古年代距今约八千年（7669±131）。据历史考古学者的考证，处于黄河中下游与淮河中间地带的贾湖文化区，约八千年前，已存在一个生产方式上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部落群体。有认为这是中国远古东夷集团的活动范围，也是文献记载中太昊氏活动的地方。
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达25件，其形制固定，制作规范，大多为七孔，个别笛子在主音孔旁还开有调音的小孔。有的笛子在穿孔前先划上等分符号，然后钻孔。这说明在制作骨笛时，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可以认为，用数学计算方式求一种有规律可循的多孔笛发音规律，实际上意味着管律计算的发端。其中完好的M282:20骨笛（长222厘米，直径09厘米），经测音，可以吹奏出七声音列。
一些研究者认为贾湖骨笛证明了新石器时期七声音阶的存在，但是却各自提出了3种类型的音阶判断。至少在目前，取慎重的态度，要证明其七声音阶观念的存在，恰恰因为现有论证结果的多项选择以及测音材料的"孤证"而难作完全的定论。
贾湖骨笛以猛禽（有说为鹤类）翅骨制作而成，是留存最早的竖吹类属管乐器。具体的吹奏方法，是竖着斜持45度角吹奏，以产生边棱音的吹奏方法较易发声并获好的音响。其吹奏方法与至今仍流传于河南民间的竹筹、新疆塔吉克族的鹰骨笛（长24厘米，3孔）相似，这至少表明了存在着一种历时久远的文化传承。贾湖骨笛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是，早于中国有文字的历史约四千年，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相当发达的音乐文化。而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有关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案例。
二、河姆渡骨哨的多音列结构
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是我国长江中下游迄今已知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饲养有一定规模，采集、渔猎也较发达。从原始艺术角度看，河姆渡文化留存有许多用雕刻、捏塑等方法制成的陶、骨、木、象牙质的艺术品，表明当时先民的审美能力已相当发达。
河姆渡文化遗址第四文化层（距今约6570至6900年）出土有原始乐器骨哨、陶埙。其中的160多支骨哨，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横吹类属管乐器。骨哨长4至12厘米不等，均为截取鸟禽肢骨中段加工而成。孔数有2、3、4孔不等。另外还有在腔内插有一根肢骨，以调节声调高低的特殊形制。值得一提的是，出土时还有一支与今天竹笛形制相似的7孔（1个吹孔，6个音孔）骨哨（亦可称其为"骨笛"），有数位音乐界专家见过此器，但未及测音便丢失。由于这些骨哨开孔数不同，能够吹出的音列也不相同。
三、新石器时期陶埙中典型的三度音程结构
陶埙是新石器时期在反映先民音乐思维特征上最具代表性、也是发展最充分的乐器。通过对这一时期已知陶埙测音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具有一定普遍性与典型性的三度音程结构。对此，音乐史家黄翔鹏先生曾指出："这个小三度确实在我们民族音阶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今天，在我国民间劳动歌曲的呼号声中，多数情况下也仍然是小三度占重要地位。"
以上所列陶埙各种音高、音程关系，从实例上为我们展示了音乐史上最早的音响资料。这些可视为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尽管原始，却是珍贵的先民音乐心理的真实记录。其中透露的小三度音程，作为某种固定的听觉尺度，预示了原始时期具有典型性的音乐听觉思维模式，或者说，这其中孕育着民族音乐文化中某种独特的听觉心理结构。
谱例1－2
四、鱼形埙的四声音列结构
甘肃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留存有二十余件鱼形陶埙，属新石器晚期以来的遗物。这些三音孔鱼形埙在音列的设计上，总体上具有四声音列结构，在黄翔鹏先生发表的测音数据中，是以"（羽）－宫－角－徵－（羽）"的四声结构为基本特征
新石器早期陶埙就已形态化了的三度听觉尺度感，在这种四声结构中（羽－宫；宫－角；角－徵），已经成为支撑其整体序列结构的重要尺度和依据，透彻地表明了三度音程听觉尺度在远古四声音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这里提供的是古代乐器上音阶构成的可靠信息，这可能是中国音阶早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更具本源意义的音阶结构形式。如果将其与周代雅乐在编钟音列上明显的四声音阶联系起来看，就可以肯定，在旋律型乐器鱼形埙中反映的，正是一种在先秦五声音阶观念形成之前就已成型的作为周代雅乐四声先源的四声音阶结构及观念的萌芽。
由现存原始乐器（陶埙）测音表明的三度音程在先民的听觉尺度感中的稳定性，到在旋律性乐器陶埙中最终形成的四声音阶结构与观念，这是中国音阶史发生学意义上最值得研究之处，也是与西方古希腊音阶以四、五度音程为骨架很不相同的地方。问题仍然是，何以会形成如此特征？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即使当音乐的旋律形态从对口语旋律和语音曲折声调的依从中独立出来，只要它在一些音乐体裁中，仍然与民族语言声调保持着密切联系（例如古代的说唱、吟诵、诗乐等），那么，其音乐旋律形态的构成，也就不会脱离这方面影响。这一点甚至和音乐的审美欣赏习惯有关。即使在今天，在听赏地方戏乐、说唱音乐时，如果没有地方语腔的固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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