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歌神路

必须探索一条不同的收入分配方案。这一块的改革不仅会影响深远，也很可能遭遇各种阻力。我只能说，高等教育应该产业化，所谓产业化，收入来源不应该直接来自学生的学费，而该是主要两种：一种，是研究课题的成果商业化之后以技术股份的形式的分红。像理工类的课题就不必说了，人文社科类的也可以如《荀灌中原》的历史顾问专家一样在不同商业项目中分红；另一种，则是教育回报税。没错，我们现在每年的大学生只有几十万，将来的工资收入也不见得人人都能达到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这样的数量，作为教育回报税的尝试，是可行的。另外，流行音乐联赛的相关分配制度，也可以研究是否可以推广到更多的人文社科领域。”

    “而对于科研类的人员，如果其相关的研究课题能够直接用于商业化，那自然最好不过。可还有不少研究是更基础的，甚至于研究员的成果直到他去世之后许多年，才渐渐体现出价值。所以，在这一块儿，只考虑经济效益的挂钩是不适合的。一方面，从事这样的领域的人，往往是对物质待遇比较淡泊的人更可能出成果，另一方面，能够出一定成果的人，往往都有着领域内甚至是跨领域的比较大的影响力。关于他们的待遇体现，要在保障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以精神待遇为主，而具体的决断，还是咨询中顾委们吧！”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难点：那些性质交叉的单位，比如说，药企这样的。它既是企业单位，却又和医疗体系有着关系。这样的单位，很可能牵扯多方的利益纠葛，最终成为改革的深水区。我们不可能现在就断言将来的具体局面，需要在摸索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不变的大原则下，进行进一步改革。”

    “对比85年先后颁布的关于工资制度改革的情况，我说的这个框架，取消了工龄的概念。但我们显然不该也不能完全抛弃工龄。所以，工龄待遇的体现，将计算在退休待遇中。退休人员的待遇，原则上应该比一线工作者低，但可以在个人投资方面的收入上放宽一些。具体的方案，还需要全面的具体调研。”

    “在地方上，除了城镇人口，还有农村人口。农村人口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农业。农产品往往是生活必需品。对于生活必需品，我们定下了对城镇人口暗补的原则。这就意味着，政府依旧是工业剥削农业的执行者。我们既不能剥削得太过，让农民生存都成问题，但也不能过于心软。这一来是因为发展的必然，二来是需要将农村人口往城镇流动。虽然我提出的城镇人口的收入分配框架在总体上是以国家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为核心基准，但显然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能充分理解这些，更不能保证所有人都会因此而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所以，我们应该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农村的人均收入明显低于城镇人均收入的局面，促使农村人口往城镇聚集，形成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人员过剩的情况，从而促使城镇人口为了保证自己的收入优越性，始终保持工作热情，不断提升工作技能水平。同时，也能促进城镇化的进程。我们更应该给予农村人口的，不是直接的经济偏向，而是相对公正的教育机会，和通过个人奋斗而晋升的机会。”

    “于是，我们就可以引入第五条了：逐步建立官由吏来，逢进需考的干部晋升原则。”

    徐徐说到这儿，毕文谦终于停了下来，缓缓地把杯子里剩的水喝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