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的蓝天，苦苦地想着自己的心思。她想把人世间这些不平的事想明白，把头脑中这些千丝万缕的纠结理出个头绪！
苍天啊！这哪是涉世未深的一个十三岁少女该想的问题啊！她越想越气，越想越恨，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那就让它流吧，**地流吧！爸爸这么一个优秀的热血男儿，带着满腔的热情参加红军，冒着生死的危险义无返顾地前往黑虎崖卧底打探情报，小分队根据爸爸的情报歼灭了土匪，天下太平了，老百姓安宁了，爸爸却阴差阳错变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自己从入学那天起，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遵守纪律，团结同学，热爱劳动，尊敬师长，和同学和睦相处，大大小小的集体活动都积极参加，形形色色的考试无不名列前茅，学校的光荣榜上哪一次没有我的名字呢？我到底哪一点做错了呢？就因为爸爸戴着一顶莫须有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的一切努力就都付诸东流了呢？我上中学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呢？问苍茫大地，谁主公理？陶叶就这样想啊！想啊！她始终想不明白。她痛定思痛，回过头又想想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字不识，不也过来了吗？爸爸妈妈虽然上了中学，结果又怎样呢？爸爸有罪吗？竟进了监狱，妈妈为了生计，不也挣扎在这大山里，迎着晨曦下地，披着暮霭回家，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受苦受累，任劳任怨，苦苦支撑着这个家。他们不也无怨无悔过来了吗？既然苍天对我不开恩，世道对我不公平，我也只能逆来顺受，认命吧！心结打开了，陶叶这才感到肚子饿得厉害，她走出屋外道：“奶奶，饭做好了吗，饿死我了。”陶李氏急忙答道：“早做好了，一直等着你呢。”谭春玲闻声赶紧从厨房端来了陶叶平日里最爱吃的饭菜，陶叶饥不择食，端起碗就吃。大家见陶叶吃饭了，这才放宽了心。饭后，谭春玲温婉地说：“叶儿呀，这两天你不吃不喝，可把我们吓坏了，我们看着你在那里发呆，都心疼死了，都默默地陪你流泪。现在想通了吗？”陶叶道：“想通了，不就是不让上中学吗，这天底下没有上中学的人多了去了，他们也都没饿死，不都活的好好的吗，我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从明天起，我就和你们一起下地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大家听陶叶这么说，这才把心放回肚里。谭春玲道：“叶儿呀，这两天我也想好了，我曾经也是一个优秀的中学生，那些知识我也可以教你，我把你爸爸当年的课本也都找齐了。从明日起，我们就可以利用空余时间一起学习，咱们不进中学也能成为中学生。”大家一听，都觉得这主意不错。从此陶叶便彻底放弃了上学的念头，过早地步入了社会，蹉跎了人生的黄金时代，在这贫困、荒凉、落后的大山里披星戴月，艰难地熬着。那年，她才刚满十三岁啊！
当时，这农民靠劳动工分吃饭，生产队的一切农活、道路平整、兴修水利等等都记劳动工分，年底按劳动工分结算钱、粮，没有劳动工分，就分不到粮食，分不到粮食，就没法生活。为了挣劳动工分，陶叶每天跟妈妈一起，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干一天才给记3分工。若稍有不满，那些领导便说：“你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子女，难道还想翻天？”在那样的年月，也只有苦苦地熬着。
1960年，一个轰轰烈烈的跃进运动又在全国各地展开了。一霎时，这个跃进运动在神州大地搞的如火如荼，可老百姓却不知道什么叫“跃进”，一些基层领导也不知道跃进的内涵，误认为跃进就是“吹牛”。因为人又不是神仙，不吹牛那怎么能一下子跃进呢？所以谁吹的凶谁就跃进了，谁说老实话不吹牛就不跃进。于是这神州大地上就刮起了一股少天上没地下的“吹牛风”。一级学一级的吹，小干部学大干部吹，老百姓学小干部吹，反正满嘴没一句老实话。如收油菜籽的时候，当领导的先指挥把几个田的菜籽割倒悄悄的弄到一个田里放好。再通知社员来召开油菜丰收现场会，在会上还让到会群众亲自动手收菜籽，然后在众目睽睽下一一过称，结果亩产就自然提高了。把几个地的红苕挖出来弄到一个地里，然后再召开现场会，大家亲手一过称，亩产也肯定提高了。这样一来，各种农作物在收割时，也都如法炮制，亩产一个高过一个。因此这各级干部就理所当然受表扬、当模范，外出作报告，介绍高产经验。否则你那干部帽子就戴不稳。
这年七月，牧羊坝公社又要求基层干部、积极分子统一带上行李、集体管生活在牧羊河对岸的那个小学校里召开“三干会”（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目的：认真讨论粮食生产的跃进，讨论一亩田小麦能收多少斤。当时这山区有文化的人极少，因谭春玲上过中学，尽管她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属，可广大社员一直推举她当了生产队会计，这次也在开会人之列。一开始，部分老实人在讨论会上说一亩田能收200斤，胆子大的说能收300斤，这领导马上就表扬说能收300斤的，批评说能收200斤的，说你胆子不大，思想没解放，不是跃进，步子太小。说能收200斤的人受了批评，有了教训，马上改口说今年小麦能收400斤，这领导又表扬说能收400斤的，批评说收300斤的，又是什么步子太小，思想不解放，认识有问题，不是跃进。今天晚上讨论不好不能睡觉。大家大眼瞪小眼，总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吧。就这样一直熬到后半夜，大家困极了，没办法了，只好顺着领导的意思说能收500斤，有的说能收600斤，领导脸上有了笑容。大家明白了，只有吹牛，领导才满意，管他以后收到收不到，这是另一回事。索性吹吧，你说能收1000斤，他说能收5000斤，还有的干脆说能收10000斤，这时，领导脸上笑开了花。大家心想，只要能睡觉，说多少都行，反正说大话受表扬，吹牛不犯死罪。大家最后一使眼色，异口同声地说“亩产能收20000斤”！领导这才终于满意了，在会上趾高气扬的说：这才叫跃进，我们牧羊坝来年小麦亩产20000斤，若全国都这样，那么明年的粮食就多的不得了，就会吃不完用不光，让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看看我们的“跃进”吧！这才让大家去休息，到会的人坐在被窝里说，若我们早说亩产20000斤，那我们早就翻二觉了。
由于熬夜太久，大家都睡得很香。谭春玲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对这一切也实在不可思议，一时半会也睡不着，便胡思乱想起来，到底一亩小麦能收多少斤？真的能收他们说的那么多吗？开会讨论时自己只能听，从不敢发言。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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