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不愿意说起这张照片的来历，因为它是在我死去的姑姑身上发现的。
这张照片是我四岁时拍摄的，是一张一寸的黑白头像，距今已有50多年了。照片上的我，头发从中间分开，两耳下方各扎着一条辫子，头微低着，阳光散射在我的额头上，眼睛陷在阴影里显得有些阴郁。我的身子在稍浅一些的背景前，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穿了一件什么衣服。我的嘴半张着，一截舌头堵在双唇之前。当我知道这张照片的来历以后，就觉得我在照片上的表情可能隐藏着什么秘密。如今，在我进入更年期以后的那些失眠的夜晚，这个想法几乎成为一种信念。所以，我总是长时间地端详这张照片，在无尽的黑夜里试图解开其中的奥秘。为了能看到它的细部，我还把它扫描到了电脑里，放大到整个屏幕，直到我的脸上出现很多麻点。我发现自己吐出的舌头不是舌尖，而是舌头的中部，舌尖回卷在舌下，增厚的舌肉把我的嘴拱开了，看上去有点蠢像。我反复做着这个动作，试验着发什么音节时能用得着这样的口型，但是，整夜的探讨都没有任何结果。我发现一张照片被无限放大以后，损失的不仅是像素，表情的含义也会散失，甚至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知道探讨照片上的表情与姑姑的死之间的联系是徒劳的，但我还是无法放下，就像我相信造物主的力量绝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有一个原因。
但不管怎么说，姑姑的死首先与父亲有关。
二
一切都得从父亲当兵说起。
我的奶奶是个寡妇。爷爷死的时候，姑姑还没有出生。父亲比姑姑大十岁，与其说是大哥，不如说更像是父亲。奶奶送父亲当兵，是想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父亲要走的时候，姑姑已经哭了好几天了。父亲嘱咐姑姑要听奶奶的话，等他将来混出个样来，就接她过去。这是1956年秋天的事，父亲18岁，姑姑8岁。
来到部队以后，父亲有一种不怕苦不怕死的劲头，在射击训练中，他表现出过人之处，再加上他的忠勇，被选进了警卫班。他第一次回乡探亲就是以师长警卫员的身份回来的，尽管只在家住了一个晚上，但他斜挎在身后的盒子枪，特别是拴在枪把上的红绸子，像一团火苗一样在他身后一跳一跳的。那种英武之气让姑姑不仅感到骄傲，更坚定了长大后投奔哥哥的念头。
母亲是见过那团火苗的，当被人提亲的时候，她心中的那团火苗也一同被点燃。父亲第二次回乡就是专门回来结婚的，可是，他只住了三天就走了。就是这三天，母亲怀上了我。
在我一岁的时候，父亲回来过一次，以后一直没有回过，连奶奶去世都没回。
按照奶奶的说法，父亲是被“流放”了。这一年，我已经长到5岁了，那以后发生的事情，就像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一样。我带着这些记忆长大，这些记忆便成了死缠烂打般想忘也忘不掉的东西。
我的父亲从部队转业以后，就和战友们从南方直接来到东北的松辽盆地，在一个叫“农垦四场”的地方落下了脚。这是1960年2月的事。
去东北之前，父亲本打算要回一趟家的，但终究是没有这个时间了。东北发现了石油，部队要求他们立即动身去参加会战。虽然他们在身份上已经不是军人了，但在接受任务和工作上依然是军队作风。父亲在家信中只是报平安，从来没有提过他所从事的工作，因为首长说，这个新发现的大油田是保密的，不能向家人提起，所以他的地址不是某某油田，而是黑龙江省某某县的“农垦四场”。而恰恰是这个地名让远方的奶奶起了疑心，她认定父亲在部队犯了错误。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给师长当警卫员，别说是犯错误，就是犯下死罪也不是不可能的。这种担心奶奶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东北自古就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所以，奶奶武断地判定，父亲是被发配到东北劳改垦荒去了。
从那时起，姑姑就像掉了魂儿一样，整天想着如何去找到他的哥哥，她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姑姑的宿命也许从这一刻起就开始启动了，死亡的气息在我们看不见的场里正一点点地聚集着。
母亲与父亲虽然是青梅竹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但挎上枪的男人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没见过世面的母亲如何能想象得出这样的男人会干出些什么事呢。母亲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要带着我投奔他到那个叫“农垦四场”的地方去。可是父亲在信中坚决制止了她，理由是那里的条件太差，女人和孩子无法存活下去，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这样的描述母亲不敢跟奶奶说，却坚定了母亲要投奔而去的决心。母亲说，即便冻死饿死，我也要和你在一起。父亲暴怒了，隔着五千里地，母亲也感受到了父亲的威严，没有主心骨的母亲只好打消了投奔的念头。
全家人都变得沉默起来，奶奶从早到晚更是一句话都不说，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这个家庭。
三
父亲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到东北来搞石油的那天，是正月十三。一下火车，迎接他们的是刀子一样的北风。说是大油田，其实是一片荒原，几万人来到这里，光想着如何用最快的速度把地底下的石油搞出来，住哪儿吃什么都没有考虑好。他不告诉奶奶自己在做什么工作，不光是保密的原因，还有条件太恶劣了，不能让家人知道的。
北方的冬天是严酷的，大地被冻得裂开了一道道口子，蜿蜒曲折像一条条被冻僵的游蛇，每个人脖子上都吊着棉手闷子，寒冷像一头舌头上长着倒刺的熊，谁敢徒手抓握钢铁，就把谁的手连皮带肉舔去一块。这头熊发出的叫声也十分阴险吓人，那声音胁迫着雪粒贴着地面盘旋，如飞转的电锯要把人们的脚锯掉。
来到东北以后的父亲和战友们一起，头戴狗皮帽、身穿杠杠服、脚蹬大头鞋，奋力地用大镐刨着钢铁般坚硬的地面。他们的睫毛、眉毛都挂了一层白霜，脑门上的狗皮还结了冰溜，像一排刘海一样。他们企图刨出一条壕沟，把原油管线埋在地下。我的父亲把镐头高高举起，脸上的表情似乎带着仇恨，镐尖落地的刹那，他的两腮鼓起两排齿印，嘴唇紧紧地抿着，系在颔下的帽绳被挣开了，狂风把帽翅吹得飞舞起来，像猪八戒的两只大耳朵。热气从狗皮帽中跑出来，冒着白烟，好像他的头着了火似的。在他的想象中，冻土会被他刨得四处飞溅，于是他下意识地勾着脖子，把一张变了形的脸使劲地按向左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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