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改良
——民主化进程中的旧俄、台湾知识分子比较
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晚于欧洲诸国，却早于亚洲诸国。从某些层面看，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军事的强大，地理的扩张，以及文学、科学、艺术、音乐、美术领域的星光灿烂，都是其引以为自豪的。然而，不可否认，从最基本的层次，即建立一个健全、整治、民主、蓬勃有生机、能适应现代世界的国家这一点来看，长达两个世纪的改革却彻底失败了。民主遭到践踏，在大动乱、大革命之后旧俄罗斯变成了新的“古拉格群岛”。新引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历了70年仍不能适应俄罗斯的环境。70年后，俄罗斯又一次忍受整体崩溃的打击。
我认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堪称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一群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珂夫、高尔基等文学大师，赫尔岑、巴枯宁、奥加列夫、列宁等思想大师，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也无法提供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无法拯救自己的祖国？他们在旧俄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们致命的缺陷究竟在哪里？
这些问题，在俄裔历史学家拉伊夫的名著《独裁下的膻变与危机》一书中有精辟的回答。这本著作中，他首次剖析了几代知识分子所犯的错误，而在以前，人们只是歌颂那些伟大的心灵。
早在18世纪，俄国文化的诞生以普希金为标志。这是一种态度暧昧的文化、既受欧洲启蒙主义的影响，又吮吸着东正教——专制君主制精神的毒汁。彼得时代，俄国文学中充满了揭露暴行、暴力的描写和宛如脱缰野马的讽刺小品，但是，新的知识分子人格的产生依然遥遥无期。
叶卡特林娜二世时期，由于控制的加强，知识分子作为上层的先锋，敏锐地感受到两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是上层的道德使命和为人民做好事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对国家、对最高权力的化身即独裁君主所承担的义务。
两者之间如何选择？“不选择”是不是最好的选择？不幸的是，“不选择”是俄罗斯的传统，它可追溯到普希金的《奥涅金》中——我什么也不干，总不至于有罪孽吧？我只救出我自己，算不算一种进步呢？
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是一个醒目的标志。独具慧眼的别林斯基称之为“高耸在当代文学沙漠上荣独的金字塔”，用意显然不在于书中对高加索山水的诗意描绘，也不在于作者故事套故事的叙述技巧，而在于“当代英雄”毕巧林本身的哲学内蕴。所谓的“英雄”，却是一个“心灵的残废者”，莱蒙托夫是个严肃的作家，他并不把此书当作喜剧。“我的躯体中有两个并存的人：一个完全体现了‘人’字含意。另一个则是在思考、判断着的人。”后一个“人”不断地揭露前一个“人”的卑鄙与无耻、荒淫与无聊。他指责“我的心灵让上流社会给毁了”，他以被上流社会驱逐来作为唯一的反抗。在那个时代，能够如此，确实算得上“英雄”了。
“我是为了自己才爱别人，为了满足自己心灵中的一种怪原的需求。”毕巧林的这种“爱”给他周围的人带来灾难，他成了人间悲剧的“成全”者。莱蒙托夫不愧为伟大的诗人，他洞见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灵的秘密：他们游离于社会整体之外，是名副其实的“多余人”。而“多余人”在俄罗斯文学中是最为光彩照人的人物系列。
为什么出现毕巧林这样的“多余人”？难道仅仅是性格的因素吗？那又如何理解“多余人”的普遍性？拉伊夫的发现与莱蒙托夫一样，他用的是史学家的显微镜。他分析19世纪初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时认为，他们首先领悟了伦理和理智准则，并从这些原则产生他们日后的社会与精神理想。孤立与自我专注是这些年轻人成长的特权环境的不幸产品，圈子里的人与外界隔断，和社会上的人形同陌路。他们反对官僚作风，也看不惯国人那样在乎物质利益。有些人朝内心退缩，没能发挥在社会进程中起积极和建设作用的能力。在批判现有制度、谴责社会不平等现象时，他们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标准，有时还充当社会的榜样。但他们没有几个人能够顺利回到自己所属的社会中去，而只能生活在自己造成的封闭世界里，经受梦想和幻觉的诱惑——也就是说以空谈代替现实，对他们来说，那似乎是唯一的现实。到了契珂夫那里，他们都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赫尔岑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界的领袖，即使是列宁也把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了看作旧俄的“思想库”。拉伊夫第一次对赫尔岑及其集团提出异议：这群精英知识分子一方面背叛自己的贵族出身，另一方面又不愿与政府或商业社会合作，他们根据“人民”来界定自我——其实，“人民”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作为一小撮，他们在“圈子”里过着孤立的精神生活。“与农民一样生存”只能在口头上说说而且。正如拉伊夫不无嘲讽的说法：“除非他们显示能为远远落后于俄国文明进步的农民的前途发挥何种特殊作用，否则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
知识分子不参加改革，缘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劣根性。他们太迷恋于真理和“新启示”，不屑于零星的改革活动。“即使布依份有采取检查和处罚等愚蠢手段，知识分子骨子里也不可能在帝国政权的指导与鼓励下参加创造性活动。于是他们索性对种种改革的努力袖手旁观。”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改革，结果会是这样的呢？国家倒是强大起来了，但制度的核心却是极权主义的。“沙皇”一直是一片拨不去的乌云，这片乌云甚至越来越厚，“新沙皇”斯大林的可怕就超过了老沙皇千百倍。暴行无须再描述了，从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中就能感受到：“恐惧和缓斯轮流／在失宠的诗人家中值日液来了响时黎明它不知。”
暴政是夜，民主是昼。但旧俄知识分子向来不太重视民主的意义，这也跟旧俄的传统有关。旧俄信仰那些最有终极性的理想，如绝对的善、最后的真理等等。这在阳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因此，中间性的、过渡性的、用以制衡恶的、承认人的局限的“民主”，在旧俄知识分子眼里变得非常次要了。他们不理解，民主作为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是被现代经济生产所呼应的，民主虽然仅仅是一种不太坏的生活方式，它本身也有太多的弊端，但与独裁相比，它毕竟是一大进步。参与民主的进程，比起袖手旁观来，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呢？
袖手旁观一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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