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卷起袖子来放火了。孤芳自赏，和外界隔断，一心等待通过社会革命来一次剧烈的彻底的大变革的知识分子，逐渐对“守株待兔”感到绝望。为了坚持最终目标，他们反对任何妥协方案和温和改革，拒绝参加当时正在逐步形成的公民社会。拉尔夫的分析是准确的：“既不能接受任何不按他们条件进行的改革，他们便采取不妥协的反对态度。这是知识分子深刻的本性使然。”
当民主被悬置起来以后，虚无主义和激进主义便泛滥起来，异化的激进知识分子的仇恨强烈而冷酷无情。这种仇恨超过了法国大革命的仇恨。不管社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除非专制独裁彻底垮台，他们不会甘心罢休。加级写过一部重要的剧本《正义》部，主人公正是一群从事暗杀活动的旧俄青年知识分子。悲壮的献身精神是否能维系十业的正义性？这是加级所怀疑的。拉伊夫发现了这个悬崖：“从这个方面看来，不是激进知识分子的行动而是他们的思想带有被权主义色彩。”
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人民意志党成员暗杀。那声枪响已然预示着旧俄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下，尽管那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还只是星星之火，列宁主义还未成形。就像君主独裁由于它在专制政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能改变，激进知识分子的立场也注定一成不变。这样，一面是独裁的沙皇，一面是激进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俄国社会对立的两极。这两极都不接受民主。于是，悲剧便诞生了。
当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给自己套上绞索的时候，再想挣扎已经迟了。革命首先毁灭的便是知识分子。相反，知识分子的生存依赖于民主制的保障。诗人曼德尔塔姆这样描述当代的生活：“它们宣称它们的事业与人无关，它们需要利用人，像利用砖石。水泥一样地利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着人。社会的建筑是以人的规模为度量的。有时，它也会与人相敌对，用人的屈辱和渺小来滋养官的伟大。”斯大林消灭了托尔斯泰，这是俄罗斯最大的灾难。
民主的困局一直延宕到周世纪末，苏维埃联盟的解体，也是“两极对立”的思维的解体。新俄罗斯开始的民主尝试是艰难的，要把为“真理”而奋斗的传统扭转到为“民主”而奋斗上来，不是立竿见影就能办到的节。在新俄罗斯，拉伊夫所赞赏的“有根”的专业知识分子渐成气候。在“白银时代”，这类知识分子势单力薄，未能帮助公民社会产生出一套本身的、包括价值。原则与实践经验的完整的意识形态，藉以引导它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而今天，这一切似乎又成了可能。
专业知识分子与民主互为因果。公民社会越成熟，专业知识分子就越活跃。拉伊夫所列举的“白银时代”的专业知识分子，如：自由职业者、工程师、化学师、律师、医生、教师等，还包括1900年前后出现的职业艺术家、作家、“思想家”——他们忠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艺术，除了本行之外，在社会上不担任任何角色，并靠出售作品过活。他们最终未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原因在于：没有作为目标的民主来让他们追求，也没有作为制度的民主来保护他们，只好听任激进分子主宰了，民主，既能保全君主本身，也能保全知识分子。可惜，知识分子和君主都对它视而不见。民主，像一块磁石，能将两极之物吸到一起来，可惜，旧俄没有这块磁铁。
如果把金字塔看作是专制体制，那么哥特式建筑则可看作民主体制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使我们迷恋的不是一座新的社会金字塔，而是社会的哥特式建筑；重心和力量的自由游戏，人类社会被想象为一座复杂、浓密的建筑森林，在那儿，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一切都是个性化的，每一部分都与巨大的整体相呼应。”
台湾是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概念，这块土地的美丽与苦难成正比。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地历史里，像微量元素一样的台湾知识分子，一面抗议、反叛、揭露异族残酷的统治，一面对本民族腐朽麻木的精神瘤疾痛加针吸；一面从大陆的新文化运动中盗来民主和科学的火种，一面加强保护着遭受摧残的传统文化。1949年以后，民族分裂时期，台湾知识分子更是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下，自觉地肩负起尚未完成的启蒙使命，为了自由，像杜鹃啼血般呐喊；为了爱，像耶稣一样登上十字架。
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民主化进程迅速推进。时至今日，一个“开放社会”已初步形成，国民党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权力的制衡正在整合，新闻出版全面放开，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与领袖人物的开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几代知识分子以身相殒、前仆后继的奋斗。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与现行体制抗衡，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积极地、坚韧地反抗极权制度。正如加级所说，“在这不可敬的历史中，用可敬的方式努力于人的尊严。”民主在台湾的开花结果，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如经济的腾飞、教育的进步、信息的传播和美国的压力等等。但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乃是“重中之重”。他们从50年代初开始播下种子，数十年如一日地培育，终于诞生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如果说俄罗斯知识分子“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脱离于现实也脱离于历史，从而被排斥于风驰电掣的社会进程之外；那么台湾知识分子则是“脚踏东西文化，手写家书国事天下长’，敏锐地为时代把脉，当仁不让地给孤岛开出药方，从而成为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者。
重走几代台湾知识分子的肉身和精神之旅，寻觅那些杰出的代表人物的足迹和展痕，对我而言，充满了诱惑力。因为，这是解开我自己心中一团乱麻的最好办法，也是我从黑暗的迷宫般的隧道里突围的最佳方式。为何不试一试呢？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颁布“戒严令”，严酷控制岛内人民，在台形成“大屠杀大恐怖”的局面。尤其注重对舆论的监控，凡是出版物、印刷品，必须送警备司令部备查。在三十多年的“勘乱”时期里，台湾知识分子所受的赤裸裸的迫害、压制、折磨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有过入狱的经历，如下表所列：
这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被囚禁、被刑罚、被杀戮的知识分子无法计数。从1948年“二·二八”事件中被杀害的岛内精英到80年代中期震惊世界的江南凶杀案，都可窥见蒋氏政权的惨无人道。台湾女作家李昂的小说《
-->>(第2/5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备用站：www.lrx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