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

童读的童话不是好的童话。好的童话还能净化污染了的成人的心灵。

    历来，“好人”一的定义就是：认认真真地生活在虚伪里。

    最好的文学艺术都是悲哀的，第一流的天才也是悲哀的。叔本华说：“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缘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一副可怜相，便油然兴起悲哀之念。”所以黛玉写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悲哀的诗句。

    所有的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的理发师都恨秃子，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无忌的孩子。

    旧梦是不能重温的，一旦重温，旧梦便破碎了。每个人都常常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每一种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正如鲁迅所说：“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有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返顾。”

    重温旧梦，是人们所做的最煞风景的事情。

    选举制度是民主的橱窗。

    有的橱窗仅供参观，有的确是为了买卖。

    “锻炼”是当代汉语中运用频率极高的新词，主体是上级、长辈，受体是下级、青年。对后者而言，“锻炼”是求之不得的荣耀，是被信任、被器重的起点。

    “锻炼”的意识畸形发展，结果是很多人把摧残当作了培养。

    李敖说：“每在电视里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纪录片。”

    仅凭这一句话，李敖稳坐汉语写作的头把交椅。

    连危机意识都没了，危机便像决堤的黄河水一样席卷而来。

    人最脆弱的时候便相信爱，人最坚强的时候便相信恨。

    有歌唱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

    有写作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

    人们被迫听最难听的歌声，被迫读最难读的作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驾。

    弱者的影子是善良，因为弱者没有作恶的条件。这与弱者的本性无关。

    没弄懂这点的人，会吃大苦头，文革中许多人便稀里糊涂地因此而送命。

    爱情产生于错误。我以为自己一贯正确，因此爱情便离我而去。

    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爱情还会降临吗？

    杯子是用来装水的，诗是用来装灵魂的。

    现代汉诗是一堆空杯子。

    德富芦花有篇短文《写生帖》，讲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从前有个画家，只画过一幅画，其他的画家有更丰富与更珍贵的颜料，而且画出更惊人的画。然而，这位画家只用唯一的一种颜色，画中却泛着奇异的红色光辉。其他的画家问他：“你是从哪里弄到这种颜色的？”他只是微笑，依然低头画着画。画越来越红，画家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终于有一天，画家死于画前。人在埋葬他前，为他更衣时，在他的车胸前发现一个旧伤。可是，人们还在说：“他是从哪儿得到那种颜色的呢？”不久，那位画家被人们遗忘了，只有他的画永远活着。

    这是一个寓言，它道出了艺术创造的本质：艺术之于人如同吸血鬼。艺术毁灭了艺术家的健康，艺术夺走了艺术家的生命，但艺术家无怨无悔。

    想从艺术中获得名誉、金钱和权力的人，趁早改旗易帜吧。

    黑格尔死于肆虐全欧洲的黑死病。

    病菌并没有因为他是黑格尔而特别对待他。他的智慧，他的哲学，全都救不了他。到头来，他还得和愚夫愚妇一样在病床上呻吟，然后死去，尘归尘，土归土。

    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实啊，我们一辈子追求智慧，但智慧在好多领域内都无能为力。往往是我们受苦的时候。它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帮不了我们。

    一切的占有都是走向丧失。成吉思汗拥有整个世界的时候，却失去了童年最喜爱的小马，他想用整个帝国去换小马，却换不回来。

    爱情往往以占有为标志。但加缨却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任何人，那怕是最被爱着的人和最爱我们的人，也不能永远占有我们。在这严酷的大地上，情人们有时各死一方，生又总是分开的，在生命的全部时间里完全占有一个人和绝对的沟通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年轻的恋人们互相欺骗着，启欺亦欺人。

    占有与丧失的尴尬对峙，使生活沦为一种在其形式后追赶而永远找不到这种形式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追回的夸父，将渴死在中途上。

    研究历史的朋友，以为熟读了正史便抓住了历史的”脉络”，我不以为然。真的历史在哪里呢？在零落的报刊里，在杂乱的日记里，在心灵的回声里，一在文字及文字之外。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5月20日，“国闻通迅社”郑州电讯：“鹿邑拓城春粮告竭，流离归德者七千余人，僵卧于途者日众，死亡枕籍，惨不忍睹。鹿邑本境经股匪扰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罂，攀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消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岁幼童仅易干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帐而换得此幼女。’”西北的甘肃、陕西、山西等本已贫瘠不堪的省份，情形就更悲惨了。灾荒战祸，百业萧条，唯“人市”兴旺，全国形成了演关、天津、武汉、上海、厦门、广州六个贩卖女婢的中心。

    只有从这些材料中才能捕捉到历史的触角。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大地上并非只有国共两党在开战，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件在发生和演变着。忘记这些平凡的人、事、物的学者，不配搞历史；对于曾经生存过的人们苦痛的生存缺乏悲们感的人，不配搞历史。历史是热的学问，而不是冷的学问，我以为。

    徐志摩死于天空；聂耳死于大海；瞿秋白死于荒野。秋白了望四周山水，驻足说：“此地甚好”，遂平静坐地，从容就义。

    死亡也富有诗意的人，可以成佛矣。我们应为他们欣悦，而不应悲伤。

    中国是否是“儒教中国”，我一直心存怀疑。我以为，中国更像是“法家中国”。对“法家”这种说法，我也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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