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书面证词和有关的文件。”由此可见，东京审判既符合道义原则，也符合法律精神。战后少数日本保守势力对东京审判的质疑是毫无根据的。
另一方面，从整体上来看，东京审判远远没有纽伦堡审判那么全面和彻底。由于战后的国际局势迅速向冷战方向发展，国际检察团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发掘更多的证据，在量刑上存在着某些偏颇之处。
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开始，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宣读长达一千两百三十一页的判决书，八天之后才宣读完毕。法庭对二十五名被告作出了判决，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七人被处以死刑，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等十六人被处以无期徒刑，东乡茂德、重光葵等二人被处以有期徒刑。日本军国主义者中，对“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太平洋战争承担责任、被判处绞刑只有七人，量刑之轻让人惊诧。
不久之后，盟军方面陆续释放了除二十八名甲级战犯以外的全部战犯嫌疑人。仅几年后，盟军还将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十八名甲级战犯予以提前释放。
战后逃避审判、但罪刑严重的战犯有七三一部队的缔造者、陆军中将石井四郎。像这样一个对世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魔鬼，居然能安享晚年乃至获得立碑纪念的荣誉，这一事实确实发人深省。
美国记者鲍威尔利用美国的“情报公开法”获得了美军最高机密情报，发现战后麦克阿瑟的助手与七三一部队残余人员进行幕后交易的经过：七三一部队成员向美军提供他们的研究成果，而盟军则赦免他们。
虽然在日军细菌战部队用来进行各种活体试验的俘虏中有人数不明的美国人，但出于实用目的，美军负责处理此项事务的专家却指出：“石井部队的资料是出资数百万美元和长期进行研究的成果，这种资料是附着于活体试验的，受到良心的责备，我们在实验室是无法取得的，我们为了取得这些资料仅仅花费七百美元的很少一点钱而已，是廉价品。”
于是，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决定：“由于日军细菌战情报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决定不揭发日本细菌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员为战犯。”
这些黑幕告诉人们，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正义的自动来临。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还将在人类的历史上长期地存在下去。
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盟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清洗计划。计划中列举了要求罢免和清洗的七类人：第一类为战犯，第二类为职业军人和陆海军部特别警察和官吏，第三类为极端民族主义、暴力主义和秘密爱国团体的主要成员，第四类为参与大陆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和大日本政治会活动的主要成员，第五类为同日本扩张有关的金融机构和开发机构成员，第六类为占领地行政长官，第七类为其他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上述人员均被要求免去公职，剥夺其竞选议员的资格，以排除其对政治的影响。
初步统计，以上七类人员在日本共有二十多万人。但是，这份计划后来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
在德国的美国占领区，登记人口一千三百多万人，被起诉者三百四十四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正式判决达九十四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战后的联邦德国，在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在体制上与第三帝国背道而驰，全体国民也以摆脱第三帝国为目标。
在战犯审理上，盟军在欧洲各地审判法西斯战犯共八万多人，在太平洋地区五十多个法庭却仅仅起诉了五千多名日本战犯。八万比五千，这个数字是耐人寻味的。难道日本战犯的暴行真的比不上德国战犯的暴行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审判的力度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在沈阳、太原审判时期所拘押的战犯一千一百零八人大部释放。起诉的仅四十五人，没有一人被处以死刑。
欧洲各国政府对纳粹战犯的追究至今仍然在进行，而亚洲各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追查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便大体停止了。日本没有参加联合国一九七八年“关于追究战争罪犯没有时效”的决议，为继续追究战犯的战争罪刑制造了法律上的漏洞。
战后的日本，旧体制和旧思想在相当程度上被保留下来。
一九四九年五月，美国政府正式命令麦克阿瑟中止日本的战争赔偿计划，使日本得以恢复生产，尽快成为美国的在亚太地区的“实际同盟者”。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驻日美军开赴朝鲜战场，麦克阿瑟下令在日本组建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预备队”，大量日本的旧军官和旧警察加入了这支准军事力量。
那些被盟军释放的高级战犯，在不久以后《旧金山和约》生效的时候，不仅被解除了整肃，而且重新在政界、财界和舆论界活跃起来。正是这些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开启了此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崛起的先声。
担任过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的战犯岸信介，一九五七年顺利当选日本首相；甲级战犯重光葵，一九五二年担任改进党总裁，此后出任外务大臣和副首相等要职。日本学者称他们为“战犯政治家”。由某些战犯重新粉墨登场、主宰政局得情况，在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的前法西斯国家中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某些大讲侵略战争是解放战争、日军并没有干坏事的日本官僚和商人，也继续充当富可敌国的财阀和呼风唤雨的经济鳄鱼。这些精英人物完全没有创建新日本的意识，他们维持着一种半封建的天皇官僚统治模式。日本学者本泽二郎在《天皇的官僚》一书中指出，战后的日本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都不充分，日本依然不是民众的社会，而是官僚的社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官尊民卑”的社会。
战后的日本，虽然初步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但是既没有在官僚体制和文化精神上精心脱胎换骨式的变革，也没有完成一次全面而彻底的“全民反省”和“全民谢罪”。历史虽然迈进了二十一世纪，对昔日由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支撑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圣战”心理，某些日本人依然情意缠绵、不忍割舍。
“天皇像平常人一样死在床上，与此相关有两点事实让人感到悲哀——一点是她居然能得享天年；另一点是在有关他的许多最肮脏的犯罪尚未得到应有的惩罚前他便死去。”这是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刊登在英国《太阳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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