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生产设备和毒气弹成品。其中有几幅照片是日军在上海和山西等地作战，士兵都带着防毒面具。这是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铁证。然而，某些恬不知耻的日本右倾学者却污蔑说，这是中国军队在使用化学武器，日军才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实际上，当时中国根本没有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国民政府代表顾维钧在国际联盟第一零一届大会上，提交了日军使用毒气作战部队将领的名单，揭露日军使用毒气的罪行。一九四一年七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日本在中国或者其他盟国继续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战争武器，我国政府将把此行为看作是针对美国的，并给予同样而且充分的报复。”至此，日军的毒气战才有所收敛。
日本学者江口圭一将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称为是“日中鸦片战争”，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国家犯罪”的事实。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仅日本控制的蒙疆政权就生产了足够八十万人一年吸食的鸦片，这些毒品大量输入上海、华北地区。
日本的鸦片政策是由兴亚院及其后来的大东亚省掌握、立案、领导，作为国策有计划地实行的，它违反了国际条约和中国的国内法，也破坏了中国的禁烟努力。这是由日本国家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战争犯罪，是非人道的行为，它表明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多么的肮脏。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纽约时报》就国际联盟讨论鸦片问题发表社论说：“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现在罂粟田里正鲜花盛开，它表明日本是用武力和麻醉品来进行对华侵略的。这十年间，日本是世界上的主要鸦片配给者，现在它正在中国撒布这种毒物，以使人心堕落。”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东亚新秩序声明时指出：“中国的老百姓，一提起日本，就会联想到它的特务机关和为非作恶的浪人，就会联想到贩鸦片卖吗啡制造白面销售海洛因，包赌包娼，私贩军械，接济土匪，豢养流氓，制造汉奸，一切扰我秩序，败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阴谋。”
日军的慰安妇制度是近代以来历次战争中灭绝人性的制度。所谓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队将强奸合法化、制度化和正当化的制度，联合国称之为“日本战时性奴隶制度”。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一直不肯正视这段历史，日本某些政客公然宣称：“慰安妇是纯粹民间商业行为，日本政府并无任何责任。”日本法庭对幸存的慰安妇的诉讼案件的冷漠和拖延，遭到了全球正义人士的谴责。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慰安妇存世的已经寥寥无几，寻访慰安妇并从她们那里取证已是当务之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以博大的同情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世人揭示了一幕幕中国慰安妇的悲惨情景。八年间，苏智良走遍十几个省区，花掉数万元积蓄，调查研究所得，成书两册《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
近年来，韩国和台湾等地已建立了慰安妇纪念馆，而中国大陆依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慰安妇纪念场所。
上海曾是日军最早设立慰安所、慰安妇制度实施最完善的城市。上海东宝兴路一百二十五弄的“大一沙龙”是日本海军指定开设最早的特别慰安所。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它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
目前，“大一沙龙”虽被规划部门列为保留建筑，但因所处位置接近轨道交通建设区域，仍有可能被拆除。在城市开发的热潮中，对于文化遗址尤其是这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遗址的保护，理应受到政府和公众的重视。
“慰安妇”其实是一个不准确的名词。在战争期间，有更大数量的女性虽然并未被纳入慰安妇体制之中，但仍然受到了日军非人的凌辱和折磨。如果用一种更加准确的说法，她们都是“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处处皆有悲惨的性暴力受害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日军性不暴力受害者人数多达数百万。
留日学者班忠义无意中接触到性暴力受害者的史料，从此便将大部分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对幸存者的援助上。班忠义的足迹踏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将募集来的每一笔资金都送到那些依然在凄风冷雨中哭泣的老妈妈们手中。
日军的暴行、屠杀与掠夺齐头并进，香港军票事件就是日军掠夺中国财富的一个突出表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攻占香港，香港人称这一天为“黑色圣诞节”。此后
日军统治香港三年零八个月，这段历史成为香港最恐怖的浩劫岁月。
日军在香港实行宪兵政治和人口疏散政策，使人口急遽下降。一九四一年香港人口共一百六十多万人，到了一九四五年秋下降到不足六十万。日军以疏散人口为名，用船只装载市民出公海射杀，并强行在街上拉夫前往海南岛劳役至死。
日军在香港使用强迫手段，发行日本货币和军用手票，使之成为唯一法定货币。即使到了败局已定的战争末期，为了用军票筹集更多的战争物资，日本占领当局依然滥发军票。一九四五年秋，日军撤出香港“一走了之”，至今没有向香港市民道歉，也没有兑现当年的军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一部分香港市民在香港行政官厅进行了团体登记，正式成立“香港索赔协会”。从一九七二年起，根据登记的军票面额合计为五亿一千六百八十万日元。这仅仅是当年日军在香港发行的军票总额的沧海一粟。
从中国国民政府的政府财产到沦陷区每一个普通居民的家庭财产，从地上看得见的铁路、粮食、木材到地下看不见的煤、铁、黄金等各种矿产资源，从政府机关的档案文献到北京周口店古猿人的头盖骨，从被看作“活的财富”的强制劳工到被当作“性奴隶”的慰安妇，日本占领军全面染指、疯狂掠夺。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和《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统计，战时中国被掠夺和被摧毁的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三百六十万件又一千八百七十箱，古迹七百四十一处。
南京沦陷之后，日军设立专门的指挥部门，组织三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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