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与犁

    一九零五年冬季的一天，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一间教室内。一个清瘦矮小的中国学生，与他的日本同学一起上微生物课。提前下课后，教师用剩下的时间放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那时，日本赢得了第一场针对白人战争，打败了有“北极熊”之称的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举国为之欢庆。

    在日本军队胜利进军的画片中，出现了一群衣衫褴褛的中国人。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解说称是俄国的侦探，被绑在中间，准备砍头示众，周围有许多体格健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兴高采烈地围观同胞悲惨的死亡。

    在观看幻灯片的时候，日本学生不时发出哄堂大笑，也有人大声议论说：“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

    这名唯一的中国学生沉默着，那些画面和那些议论像针一样刺穿了他的心。

    这一天晚上，在异国的天空下，在彻骨的寒冷中，青年周树人彻夜未眠。

    “幻灯片事件”完成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转变，因而成为中国新文化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在二十世纪之初的留学日本热潮中，周树人是诸多内向而自卑的中国留学生中毫不起眼的一位。他选择学医，部分原因是顺应时势——他们那代人认为医学将很有用，部分原因是他还记得父亲被庸医延误而痛苦地死去。然而，幻灯片中那些麻木的看客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后来，鲁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那一代人当中，许多人都有果类似的经历。他们是到了日本之后才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当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成功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都远赴日本留学和考察，他们把日本当作向西方学习的桥梁，到日本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政治领袖，还是梁启超、鲁迅这样的启蒙先驱；无论是秋瑾、陈独秀这样的革命弄潮儿，还是蔡锷、阎锡山这样的军事将领，这些留学日本的中国人都真诚地把蓬勃发展的日本当作中国的榜样，梦想明天的中国就像今天的日本这样繁荣和富强，梦想明天的中国人就像今天的日本人这样勤劳、敬业、勇敢而团结。他们意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老大帝国”才能迅速脱胎换骨成为“少年中国”。

    中国学生潮水般涌向日本，是一八九八年之后中日关系史上最为戏剧化的发展。

    美国汉学家詹森认为，中国学生到日本的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作者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到那时候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外学生群众运动。”无论这些青年是否完成他们在日本的专业课程，他们回到中国之后大都积极地参与了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改写。

    孙中山曾经十分形象地讲过，对辛亥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有三部分人，一是华侨，二是留日学生，三是会党。由于留学生人数的急剧扩大，流亡的维新派和革命党都不约而同地把日本作为他们争取海外支持的大本营。梁启超在东京主持《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章太炎也在东京编辑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这些报刊通过种种途径流入中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从历史上说，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潮是公元六零七年模式的颠倒。公元六零七年，第一批日本使团来中国朝拜和学习。过去一千三百多年来，通过包括留学在内的各种途径，教育、文化和技术都是从中国流向日本的。而现在反过来了，成了中国人到日本去。

    中日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东夷传》中也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即公元一零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即奴隶）百六十人愿请见。”一七八七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了中国文献的真实性。

    在《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中，已经有了对日本的比较详细的记载，此记载比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早了四百年左右。以后在中国的官修正史中，大都列有日本传。

    从隋唐时代开始，日本皇室为汲取唐王朝的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派遣使团到中国来访问。从公元六三零年到八九四年，从日本到达长安的遣唐使团就达十三次。初期的使团有两百五十人，后期则有五百人，最多时候多达六百多人。在遣唐使中出现了许多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阿倍仲麻吕长期在唐朝宫廷中任职，最高担任过正三品的镇南节度使。他是李白和王维的好朋友，互相之间经常诗歌唱和。吉备真备将《唐礼》带回日本，日本宫廷的礼仪均仿此制定；空海将佛学真谛带回日本，开创了日本的山岳佛教。

    以奈良、平安时代的律令制为代表，日本的许多制度文化都是仿效中国而来的。从大化革新到德川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政治、社会体制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

    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多数日本人的行为规范。从日本最早的学校寺子屋到幕府末期的藩校，所用的教材几乎全是中国的古典著作。《论语》、唐诗对上层日本人而言，已然成了日本自己的古典文化。

    在江户时代，朱子学说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被视作“国学”。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中国思想也影响到一般民众，中国的古典世界同时也成为日本人的知识宝库。朱子学说不仅

    仅被视作中国哲学，而是被看成一种世界观。

    日本历史学家安藤彦太郎在《中国语与近代日本》一书中指出：“明治以来，日本一方面看不起现实的中国，另一方面对古典世界中的中国甚为尊重。这种分裂的中国观起因于日本自古以来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近代以前的中日关系是中国文化圈内朝贡体系的典范，尽管出现过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插曲，但日本一直把中国当作最好的老师。近代以来，中日之间“老师”与“学

    -->>(第1/4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