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与犁

生”的地位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中国对这一逆转反应迟钝。

    近代第一个自觉地把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当作老师来看待的知识分子是黄遵宪。一八七七年，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同清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本。他在公务之余搜集日本历史资料，特别是关于“明治维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资料，用九年时间，呕心沥血地完成了《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

    黄遵宪在《书成志感》一诗中说：“千秋鉴借吾妻镜”，显然他希望满清王朝能把日本明治维新当作借鉴，推进政治改革，挽救国家危急。《日本国志》是一本近代研究日本的集大成的著作，又是提倡仿效日本变法维新的重要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此后的戊戌变法。

    一八八八年秋，黄遵宪带着《日本国志》稿本北上入京。当时，总理衙门章京袁昶看了之后，认为此书“翔实有体”，赞赏不已。然而，黄遵宪很快被任命为驻英参赞，后来又转任新加坡，没有机会留在国内从事他的政治改革计划。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真正认识到明治维新的意义和价值，却是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

    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召黄遵宪回国协助改革，黄遵宪在南京将已经刊印的《日本国志》出示，张之洞读了之后感叹说：“此书早布，省岁币二万万。”

    对于满清王朝来说，甲午战争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战争。战前，迂腐的士大夫们根本不把小小倭寇放在眼里。然而，惊心动魄的消息陆续传来：在黄海、朝鲜和满洲，中国军队在海陆两路都遭受了可怕的失败。这场战争注定了要以一种极不体面的方式结束。

    在战局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满清重臣李鸿章带领儿子李经方及随从上百人，赴日本马关与日方谈判。这位权倾一时的洋务运动领袖、中国近代海军的缔造者，此时陷入了他人生的最低谷。幽静的日本海滨小城下关，留下了一条小小的“李鸿章道”。

    “眼前曾是伤心地，一到维舟万感集。逾百年来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急。”梁启超的《马关夜泊》一诗，写出了春帆楼谈判在两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意义。

    甲午一战，中国陷入崩溃之边缘，而日本一跃为亚洲第一强国。《马关条约》之割让国土，使得台湾沦丧长达半个世纪；赔偿巨款，使得清廷财政濒于破产。相反，日本得到台湾，使之成为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获得巨额赔款，乃兴办教育、振兴军备，犹如再次注入一针兴奋剂。两国的近代历史由此改写。

    参与谈判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是老朋友。在正式谈判开始前，伊藤询问道：“早在十年之前，我在天津访问的时候，就与阁下谈到了改革的事宜，为什么直到现在贵国还是没有一点改变呢？”

    李鸿章回答说：“当时我听到阁下的观点就深表佩服，并且对阁下在日本推行的改革深表羡慕。然而，我们国家的传统包袱太重，很难推行改革。十年过去了，一切依然如故。我对自己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惭愧。贵国的士兵和军官，按照西方的方法训练，战斗力很强；贵国的政治，也呈现日新月异的面貌。我这次在北京与国内的知识分子讨论，更深知我们只有改革才能生存下去。”

    甲午战争的悲惨结局、洋务运动的破产、以及由无能的统治者带给国家的耻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苦难的原因和摆脱苦难的方法。从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八年间，中国开始把日本作为样本，从地方上启动了进展缓慢的政治、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改革。

    学者、官员和绅士开始在各省各大城市提出修改儒学为基础的教育课程；各地精英学子组织的学社，在此期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横跨省界，为数七十五个；新办的报纸全国约六十份，尤其以湖南为有声有色。始于一八九五年的各省自强运动，在前驻日参赞、诗人黄遵宪和青年学者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进入了根本性的阶段，鲜明地凸现出要求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容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

    这场改革很快由地方向中央推进。维新派知识分子选中了刚刚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作为他们心目中的“明治天皇”。

    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写下了《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分析说：西方经过五百年才实现的近代化，日本仅仅通过二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速度之快全球从来没有过。明治维新成功以后，日本向北方拓展开发虾夷，向南方派兵灭亡琉球，向东方出师威胁朝鲜，向西方遣将夺取台湾。日本已经成为一个能够与欧洲的德国和法国相抗衡的世界级的强国。中国要想免于灭亡，必须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

    一八九八年五、六月间，康有为将此书呈送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认真阅读此书，毅然决定变法图存。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由此开始了百日戊戌维新运动。

    然而，中国没有自己的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中国只有一个性格软弱的、权力有限的光绪皇帝。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保守力量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一艘大船要想

    在一个小河湾里调头，一定比一艘小船困难得多。

    一八九八年九月，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以非官方身份来中国考察改革情况。许多维新派人士希望利用他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变法。英国传教士、京师大学堂西文总教习李提摩太甚至奏请光绪皇帝，建议任命伊藤博文为中国首相。

    九月二十日，光绪皇帝接见伊藤博文。这次接见加剧了“帝党”与“后党”的矛盾，也加速了戊戌变法的流产。就在伊藤博文觐见皇帝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收回权力，并大肆追捕和杀戮维新人士。

    中国还是没有觉醒过来，这头狮子只是伸伸懒腰又沉睡了。曾经多年执掌中国海关大权德英国人赫德在日记中写道：“翁同龢问我是否还有时间去做我曾经建议加强中国国力的措施，如改革、陆军、海军、财政、吏治等。我告诉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将来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决心明天开始就正经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推动改革，今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只是向狼群投掷一片片的肉，使它们暂时不追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两年以后，中国又遭受了一次更加沉重的打击。这一次参与打击中国的依然有日本在内。在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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