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必要再参观其他几个房间了。空荡荡的卧室。空空如也的壁橱。死一般的寂静，偶尔被一辆从布雷特威尔大道经过的汽车打破。这里的夜晚一定漫长得没有尽头。
“她带了钥匙走吗？”
他否定地摇了摇头。连在某个晚上听到宣布她打道回府、将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都没有希望听到了。而且，他觉得她永远也不会再打电话回来了。
“您是怎么认识她的？”
她被招聘到赞纳塔茨公司接替一个女职员。一份临时秘书的工作。他跟她口授过几封给客户的信件，他们就这样认识了。他们在下班之后也见面了。她跟他说自己是大学生，在东方语言学校读书，每周上两次课，但他无论如何都没弄清她学的是什么语言。亚洲语言，她就是这么说的。然后，经过两个月的交往，他们结婚了，那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在诺伊利区政府，赞纳塔茨公司办公室的两位同事做证婚人。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简单的形式，没有其他人参加。然后，他们俩和两名证婚人到离家很近的地方去吃午饭，在布洛涅森林边上，附近的圆形杂技表演场的游客经常光临那家餐馆。
他向我投来一丝难为情的眼神。看来，他本想为他的这场婚姻向我做出更充分的解释。我朝他微微一笑。我不需要那些解释。他下了个狠劲，好像要豁出去似的：
“我们试着建立关系，您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我当然明白。这种生活出现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时就像一块没有路标的广袤无垠的开阔地，在所有的逃逸线和消失的地平线之间，我们更希望找到设立方位标的基准点，制作某种类型的地籍，好让自己不再有那种漫无目的、随波逐流的感觉。于是，我们编制关系网，试着把那些随机性的相聚变得更加固定一些。我缄默不语，目光固定在那一堆杂志上。在那张茶几中间，放着一只黄色的大烟灰缸，上面印着新扎诺几个字。一本装订起来的书，书名叫《别了，佛克拉拉》。赞纳塔茨。让-皮埃尔·舒罗。新扎诺。雅克林娜·德朗克。诺伊利区政府。佛克拉拉。要从所有这一切中找出一个意义来……
“而且，她是一个相貌秀丽、气质优雅的女孩，我对她是一见钟情……”
他才低声说出这句心里话，就好像已经后悔了。在她出走之前，有没有感觉到她身上有什么异常？是有些反常的，她对他们俩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她说，真正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可当他问她那种“真“逃逸线”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1925—1995）经常使用的概念，在后期经典之作《千座高原》中，他详细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线”：坚硬线、柔软线和逃逸线。坚硬线指质量线，透过二元对立所建构僵化的常态，比方说人在坚硬线的控制下，就会循规蹈矩地完成人生的一个个阶段，从小学到大学到拿工资生活到退休；柔软线指分子线，搅乱了线性和常态，没有目的和意向；逃逸线完全脱离质量线，由破裂到断裂，主体则在难以控制的流变多样中成为碎片，这也是我们的解放之线，只有在这条线上我们才会感觉到自由，感觉到人生，但也是最危险之线，因为它们最真实。
让-德·勃蒙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一部作品。佛克拉拉位于法国东南部，属于科西嘉行政区。
正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时，她就一直耸肩膀，不置一词，就好像说了也是白说，她事先就知道他是听不懂她的解释的，一点也不懂。然后，她的脸上又露出往日的笑容和亲切，几乎在求他原谅她的坏脾气。她显出一副百依百顺的样子，对他说，这一切说到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朝一日，也许，他终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您真的没有她的任何照片吗？”
有一天下午，他们俩在塞纳河边散步。他打算在夏特莱坐地铁去办公室。他们从王宫大街那家很小的一次成像照片照相馆前经过。她需要照片办一本新护照。他在人行道上等她。从照相馆出来后，她把照好的照片交给他，跟他说她担心弄丢。回到办公室后，他将这些照片装进一个信封，忘记拿回诺伊利。妻子失踪之后，他发现那个信封一直在那里，放在办公桌上，和其他文件放在一起。
“您等我一下好吗？”
他把我一个人留在沙发上。暮色苍茫。我看了一眼手表，很吃惊，指针才指到五点四十五分的位置。我感觉在那里呆的时间要长得多。
一个左边印着“赞纳塔茨（法国）房地产公司，和平街20号，巴黎1区”的灰色信封里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正面照，但另外一张是侧面的，就像从前警察局要求外国人提供的照片一样。她的姓氏德朗克和她的名字雅克林娜却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名。我用拇指和食指夹着那两张照片，默默地审视着。一头棕色的头发，一双明亮的眼睛，侧面的线条非常清晰，如果是现在照的话，这种人体测量照片会照得非常好看。但那两张照片尽显人体测量照片的单调乏味和冷漠。
“您可以借我用一段时间吗？”我问道。
“当然可以。”
我把那个信封装进外套的一个口袋里。
有一刻再也不用听任何人说话。他，让-皮埃尔·舒罗，对雅克林娜了解多少呢？对她所知甚少。他们在诺伊利的这个底楼一起生活才一年时间，他们俩面对面吃晚餐，有时是和商业学校以及让-巴布蒂斯特·赛中学的老同学一起吃。这些就能够揣度出一个人脑子里发生的事情吗？她还去见娘家那边的人吗？我竭尽全力，终于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不。她已经没有亲人了。”我站起身来。他忧心忡忡地看了我一眼。他呢，依然坐在沙发上。“我得走了。”我说道，“时候不早了。”我对他微笑着，但是他对我想离开他的想法仿佛真的很吃惊。
“我会尽快给您打电话，”我对他说道，“希望很快就能有消息告诉您。”他也下意识地站起来，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跟先前领我
到起居室的动作一样。我想到最后一个问题：
“她走的时候带了钱吗？”
“没带。”
“她走后给您打电话时，从未跟您提及过她的生活方式吗？”
“没有。”
他迈着僵硬的步子朝大门走去。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吗？我打开门。他站在我身后，岿然不动。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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