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硬如水

一脚。一场深刻的思想斗争如龙卷风一样在程岗的家家户户开始了，明眼的村人已经看到风卷残云般的革命洪流，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奔泄进了程岗镇。我知道，我必须借这股东风，迅速找到革命的突破口，找到致敌人于死地的喉结和心脏。简言之，就是必须从村支书身上找到他现行反革命的言论或行动，一举捣毁这个党支部。当然，打倒了程天青，也就摧毁了党支部，当然，要把程天青置于死地而后快，则需要他反革命或曾经反过革命的铁的事实和证据。当然，找不到这些证据不要紧，只要能从他的直系亲属身上找到些，也是完全可以的。在革命的紧要关口上，同样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殊途同归就是这道理。时令已经过了寒露，秋熟的季节来到了。玉蜀黍红烂烂的甜味，已经开始从田地里朝村落袭过来，你从程岗镇上走过去，由西向东，或由南偏北的风中会夹带着瞅得见、摸得着褐黄的秋味儿，如初春的柳絮杨花在街上飘荡着。这是最不利于革命形势的季节了。在乡村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农忙总是要阻挠革命进程的。革命总是要必不可少地为农忙让出一条路，为农忙付出沉重代价的。我想应该在秋收到来之前，就找到革命的突破口，在秋收的忙乱中，趁热打铁，把程天青从程岗大队皇帝的位置上拉下来。我决定召开一个革命骨干会。会议的口头通知，由程庆林送给了17个人，会议的地点选在人迹罕至的十三里河的河滩上（我和红梅约会的失约处）。为了在那个会上深刻地动员大家揭发程天青的错误和犯罪事实，我买了17个笔记本、17支圆珠笔、1盒红印油。我要大家在我动员之后，当即把程天青的错误言行写到笔记本儿上，再在那笔记本上按上自己的红手印。我希望通过这个秘密会议，能找到程天青有把毛主席语录掉进茅厕的事，或将毛主席三个字写错、写倒的事，或再一不小心说过啥貌似平淡无奇，分析之后则使人大惊失色的错话儿。这样的事情只稍有一点，革命的突破口也就出现了，程岗也许就有了曙光啦，程天青也就大祸临头了。正是午时候，天气热得很，村里人都在歇午觉，村街上热烫的宁静像烧干了水的锅。女娃红花和孩娃红生也都在屋里睡着了。为了把那17支圆珠笔芯做成能写字的圆珠笔，我在院里把我家的竹扫帚折开，用菜刀削出17段细竹杆，用纳鞋的绳儿做着圆珠笔。这当儿桂枝推开大门回来了，手里提了一挂儿机器轧的细面条，半篮儿鸡蛋和鸭蛋。她问：“你干啥？那是新扫帚。”我说：“你听着，你我不是一个道上跑的车，从今往后你少问我干啥。”她怔怔的立在那，脸上有了菜青色，似乎要发作，可她忍住了。我知道她有事情要求我。她每次有求于我时，就总是强压着火气不让自己暴起来。她说：“今儿是农历几月初几你知道不知道？”我没有抬头，仍在把笔芯往细竹杆里塞，“几月初几碍我啥事儿？”她说，“今儿是我爹60大寿你知道不知道？”我乜了她一眼，“他60岁了？国家干部60就必须退休了，他咋还占着这村支书的位置不下呀。”桂枝脸上的青色加重了，“你今儿去不去给他过生日？”我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没那个闲功夫。”桂枝眼里有了泪，“高爱军，算我程桂枝求你行不行？”我停了手里活儿，“程桂枝，半月前我娘生日，我让你擀一碗鸡蛋面条端到岗上给我娘，你咋不擀哩？你咋不端哩？今儿你求我了是不是？好哟，我也求求你，让你爹四年前说过让我接班当村支书的话兑现行不行？”桂枝哑然了。她有些可怜的站在门口上，也许是她对我娘的不孝使她后悔了，也许她感到她爹说过的要让我当支书的话应该兑现我，也许她面对政治和家庭的矛盾混在一起时，使她无力施展一个支书的闺女在一个普通百姓家庭中的威力和权力。她只知道她是程天青的闺女，在程岗大街上走过去，那些六十岁七十岁，甚或八十岁九十岁的老人见了她，老远都要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说话儿，可她不知道，革命时期是政治压倒一切的，一点一滴的政治威力，都能打倒家庭的不平等、不平衡，无谓的权力和权势。她只念过几年学，从来不读书，是地道的农村家庭妇女哩，压根不知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啥儿，不知道《红旗》杂志是啥儿。她注定在家庭矛盾中，总是毫无理由地占上风，注定家庭矛盾和政治、社会发生纠葛时，那些鸡毛蒜皮都染上红的颜色可以上纲上线时，使家庭矛盾陷入政治、社会的漩涡时，她束手无策，左右抬不起手。她注定是政治在家庭中的牺牲品，就像三仙姑必然成为二三十年前中国婚姻革命的牺牲品，小二黑和小芹必然成为那次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一模样。我又在做我的能够口诛笔伐的土制笔杆圆珠笔了。她在我面前站一会，然后就把面条、鸡蛋、鸭蛋放进灶房里，搬过一个凳子坐在上房和灶房交叉出的一块阴凉里。我不知道那时候她心里想了啥，不知道她那时候心里是一场生死之战还是一片空白儿。她就那么坐在我身后，距我两丈远，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我在做那一把圆珠笔。日光就从她的目光中走过去，阴凉就从她眼前退到她身后，直到酷炎的日光照了她，她都没有灵醒。她被阳光照晕了，脸上流汗了。我做完了17支圆珠笔站起来，伸伸懒腰，看见她还呆呆坐在日光下，心里便有些些善意了（有时候，善良是革命者的天敌）。“日头晒着你了，”我说，“给你爹说，见好就收吧，我当了支书，也不会让他吃啥儿亏。”她往后退到阴凉处，脸上是被日光晒透了的黑红色。“我爹病了，病了几天啦。那天看了你们印的东西他就倒在床上啦。”她说，“高爱军，今儿我爹60大寿，想摆两桌筵席高兴高兴哩，你趁这当儿去给他道个歉，赔声不是，我程桂枝以后对你好，对你娘好，把你娘从岗上接下来一起过日子。只要你对我爹好，我就一定对你娘好行不行？”我盯着坐在那儿的程桂枝。她的脸那时候因为从来没有过的乞求呈出了过夜猪肝的深紫色。我忽然就有了从未有过的恶心她，从未有过地瞧不起她和可怜她。我觉得我怎么会和这样一个既丑又呆的女人结婚呢？怎么会和她生下一双儿女呢？她居然可以拿对我娘好来做条件，居然可以以本应存在却早已不存的孝心来谈革命中的大是大非呢？难道革命的问题是可以用家庭的手段解决的？难道阶级斗争是可以用搅面条的筷子调和吗？难道无产阶级可以接受资产阶级一把小米，几颗豆子的恩赐吗？我在程桂枝的脸上盯一会，看看我手腕上的“海鸥”表，拿起那笔、本和印盒出门了。“高爱军！”她突然站将起来把我叫住了。我没有扭头站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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