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硬如水

    革命者的思念我没有在十三里河滩上找到夏红梅。我们约好砸了石牌坊，再烧了全村各家各户的神像和迷信品，然后吃过午饭后，再在十三里河滩上以身相许来庆贺我们的胜利的。可是，牌坊之战失败了。革命还未成熟就在摇篮中被封建主义掐死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乌云压城城欲摧。我来十三里河滩从村街上过去时，那些村人竟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仿佛我果真是患了魔症的人。还有那些早上还跟着我的青年革命者，端着饭碗蹲在自家门口的石头上，看见我后，不是低着头吃饭，就是把脸扭到一边去。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他们懦夫的行为感到羞愧，无脸正视于我，还是忽然间如他们的爹、娘、爷、奶一样，对我已经开始睥睨了，不屑一顾了。我想，他们应该属于前一类，因为大家身上流的都是革命青年的血，跳动的都是要在革命中一展宏图、实现理想的伟大的脉搏。十三里河是从耙耧山脉深处沿着一马川地流淌下来的，从西往东，统共流了十三里，所以就叫十三里河。十三里河在程岗以南三里处，形成一湾浅滩，朝伊河奔去了。这湾滩地，就是程岗人说的十三里河滩了。那一天，没有人知道我在那河滩上多沮丧，多灰心。我独自在那河滩上走，独自在那河滩上坐，看不到红梅的影子时，我想起了你们谁都会背的诗：君失骄杨我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然后，我就哭了，泪像珠子样掉在我脚下的鹅卵石上。十三里河滩上空旷无人，河水哗哗流淌，日过平南的阳光在水面上，闪着金金银银的鳞片儿。有一条大小如碗如拳的鹅卵石堆砌的石坝斜在河中间，把那河水抬高了半膝深，从而使一股碧蓝的河水朝北流走了，沿着程寺后的水渠去浇去灌了，去执行它的使命了。而那用不完的大部分水，从石坝面上漫过去，从石头缝里挤出去，朝伊河奔去时在那宽大河滩的静寂中，留下了无休无止、又白又亮的跌落和响动。反过来，那白哗哗的声响又使河滩上的静寂变得无限宽广和深邃。水面上有两只银白的水鸟在起起落落着，它们的羽毛从空中落下来，打着旋儿，闪着白光，啪的一下跌在水面朝下游流去了。还有已经到了水鸟嘴里的小鲫鱼，又在空中挣出来，如一片飞刀样飞进水里就旋即不见了。没有人，除了我，整个河滩再没有别的人。第一场革命失败了，这时候红梅能如约而至该多好。她是我唯一的革命同道和安慰，是我唯一的支持者和拥戴者，是我朝思暮想的思恋和寄托，是我的血、我的肉，我的灵魂和精髓。我在河边上走来走去，不断地朝通往程岗镇的方向眺望着。革命时望穿秋水思不尽，悲伤时只有河水滔滔流。走累了，眼皮看胀了，我就在河滩的高处捡一块石头坐下来。我不知道我在那儿坐了多久。我在那石头上坐着，不知不觉办了一件有辱革命声誉的事。我手淫了。

    当我手淫完了之后，我才从朦胧中慢慢醒过来，极富批判地朝自己脸上打了一耳光，用河水洗了手，洗了那物儿，抬头看看早已西偏的落日，便只好回了镇上去。第二天，我让一个孩娃往红梅家送了一个“到约定地点开会”的纸条后我又到河滩上去等她，仍然不见她来时，我便不顾一切的到了她家里。那是一所北方农村特有的四合小院，院子里铺满了砖窑烧坏的青红焦砖。四面瓦屋的角柱和梁柱，则都是极好的青砖砌成的，门窗边沿都用砖镶砌得严严又密密，剩下的角柱、门窗外的墙壁虽是土坯，却用加了白灰的混土泥得光洁锃亮。这个院子虽然不如程寺那么高大巍峨，然在全镇大都还是土瓦房、老草房的年月里，确也显出了镇长家的身份和地位。满院子都是新砖新瓦的硫磺味。我嫉恨老镇长、嫉恨程庆东，也嫉恨那房子。我想我该拥有那房子，拥有那院子，拥有夏红梅。程庆东在东厢瓦房的窗台下面泡中药，他把一大包中药倒进一个沙锅里，续上水，用手轻轻按着飘在水面的中草药。在那窗台旁，放着一个竹箩筐，筐里堆了半筐变成黑色的中药渣。我走进那所我魂牵梦绕的院子里，先让砖块的黄色硫味从我鼻下散过去，捕捉到了夹在硫味中的那股浅褐的中药味，很香很馋地吸了一鼻子，立在院中央。“程庆东，红梅哩？”他回身冷冷瞟着我。“回娘家了。”我怔了怔。“啥时儿走的？”他又扭过头去把药锅放在窗台上。“昨儿吃罢中饭。”我的心慌慌忙忙往下沉。“啥时儿回来？”他把包药的纸盖在沙锅上。“不知道。”我忽然想去老镇长家屋子里坐一会，想去红梅和程庆东住的屋里的床上坐一会，想把镇长家里的一桌一凳都看在眼里边，想把红梅睡的床铺、床腿、被褥的形状、图案、颜色，枕头的大小，枕巾的用料，还有那枕头上可能留下的她的头发和气味全都装到眼里、心里去。可我立在那所院子里，程庆东没有请我到屋里，他泡完中药，又用脚去箩筐踩药渣，把大半筐踩成少半筐。踩完了又把掉在地上的药渣一粒一粒往箩筐里捡。我知道他在冷落我。我知道他惧怕革命者。不革命的人总是惧怕革命者，反对革命者。我看见那窗户边的墙上靠着一张圆头儿锨。镇长家没有劳动者，镇长和他的儿子都不是劳动者，在程岗他们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劳动者，可那儿靠的那张铁锨却头尖脸凹，亮如利器。我想用那锨把程庆东的头给砍下该多好，像切西瓜样咔嚓一下就完了。我是真的想过去拿着那张锨铲到程庆东的头上去，可我却立在那儿说：“庆东，咱们有几年没有见面了？”他捡药渣的手停在半空里。“爱军，你该留在部队上，回来干啥哩？”我说：“革命嘛，回来也是为了革命嘛。”他说：“程岗镇哪儿能盛下你这革命者？”我笑笑：“能盛下红梅就能盛下我。”他不明白那话到底啥意思，瞟我一眼，就又低头捡他的药渣了。我说：“谁病了？”他说：“谁也没病。”

    我说：“那你给谁泡药哩？”他说：“给我自个儿。”我说：“你咋了？”他说：“不咋儿，好好哩。”我说：“好好的你咋吃中药？”他说：“补补嘛。”我就不再问啥了，很想坐下来，很想到哪间屋里坐一坐，就下打量着，把目光落在上房屋门口的一张红漆椅子上。我说：“庆东，咱俩是同学，几年不见你也不请我到屋里坐坐。”他说：“你走吧，高爱军，我家装不下你这革命分子呢。”我脸上有些热：“你真的赶我走？”他脸上硬了一层青：“不是赶，是请你。”我又把目光在那锃光发亮的铁锨上盯一阵，毅然从那所充满磺和中药味的院里出来了。从红梅家出来我低沉又绝望，他怎么可以不让我到屋里坐坐？她怎么可以不辞而别呢？怎么可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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