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硬如水

有了些微的慌，然脚步下的力量却莫名的大起来。真得感谢那光天化日和说说笑笑的社员们，不是这些压治了我心里的旺火，谁都不知道我在红梅面前要做出啥儿事。这是我回村后第二次见到她。她的衣裳全换了，上身是一件平纹洋布蓝衫儿，裤子是那年月城里流行着的劳动布，脚上是流行着的黑胶军用解放鞋。而我还是那身光芒四射的绿军装。她们一群朝着我走过来，我把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故意用拳头把裤胯那儿往两边扯拽着（你们不明白，那些年我的那种作派是时髦，是洋派）。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可以把双手插在裤袋走路的，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把手插进裤袋再用拳头把口袋高高顶起来。那样做证明我读过书，当过兵，见过大世面，胸中有理想，身上有力量。这和红梅穿的劳动布裤和黑胶解放鞋是一个道理儿，是一个阶层儿。我就那样占着道路中央迎着她们走过去，地跳响着。我朝前后看了看，满街都是空旷和静寂，一条街上只有我和她。日光明亮无比，温暖中有了初夏热辣辣的躁。我就和她僵在那热辣辣的烦躁里，一时不知该说啥儿好，是谈革命还是谈思念。这时候，从程后街传来的唤人下地的吆喝声，如一股浑水样从我们头顶漫过去。紧跟着，村里的喇叭响起来，有干部在那喇叭里唤：“到村头会战大渠的社员快些走，迟到的要扣工分啊！”那唤声连叫三遍后，又从喇叭里传来了《东方红》的乐曲声。不消说，那乐曲家喻户晓，人人会唱，谁都熟得如认识自己的爹和娘，可那泥黄色的乐曲朝我俩倾盆降下时，我的身子微微地抖起来，手上又出了一层汗。她的脸忽然也从粉红僵黄转成了黄白色。不知道为啥儿我们俩的景况会是这样儿。《东方红》那嘹亮的乐曲金光闪闪回荡在程岗镇，前呼后拥流荡在村街上，仿佛如火车开在我们的血管里。我看见那乐曲的音符像葡萄、柿子样从空中落下来，在我们的脚下滚动着。我闻到了赤橙黄绿的音乐那诱人的香味在我俩四周流散着，看见从她那平纹布衫线缝中挤出的她肌肤的气息，闪着薄亮的光泽朝我扑过来。我闻到了那气息中她身上温热柔美的汗味如白丝绒样夹在那肌肤气息里。从那厚密的布纹望进去，我又看见她狭长深美的乳沟山河分明地裸在胸脯间，汗就从那沟里狂奔到她雪白的肚子上，又被布衫吸去了。洋布总是没有粗布吸水好，她的布衫上已经有了许多星星点点的汗渍儿。汗渍在蓝布上是一种深黑色，像墨水滴在了她的布衫上。看见她那样，看见她和我一样听到喇叭的声响就不安，我反而平静了，像火光在前，胜利在望了；像革命的曙光已经从窗口照到了我的床铺上。我把手上的汗在裤口袋里擦擦说：“红梅，我们一块革命吧。”她盯着我看一会，有些哆嗦地问：

    “这些天……你没有在寺庙那儿等我吧？”我平平静静答：“是你说咱俩从前谁也没有见过谁。”她说：“我可没想到你能这样提得起，放得下。”然后她失落地把头扭到一边去，待再扭回来时，村里的广播没有声息了。她脸上也变得平淡了，像猛然想起的事情被失落盖住了。“你真的要成立革命组织吗？”“名都想好了，叫‘红旗飘飘战斗队’。”“你自个小心点，别叫支书领着人把银针扎到你的头上和手上。”我笑了。“我首先就要把他拉下马。不把他拉下程岗镇永远就别想闹革命。”这当儿，从胡同里传来了脚步声。红梅的脸色又往深处白一下，转身就走了。我追上去叫了一声红梅，说让我看看你的手。她有些莫名其妙地把手伸出来，我极快地摸了一遍她光滑的手指甲，说人来了，你走吧，三天后我就在程岗大队革命成功了。她走了，手里的铝饭盒一摇一摆的。从那胡同走出来的竟是夹着书本到学校去教书的她的男人程庆东，几年不见，他眼睛上架了一副黑眼镜，文质彬彬，天然一副要被革命浪潮席卷的模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