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多万。
事不宜迟，我马上与顾问单位取得了联系。他们也不含糊，托了人，以空前绝后的高速度办好了强制执行程序，第二天一早，我和张总以及法院执行局的人员已经坐在了飞往北京的飞机上。
一到北京，一行人即紧锣密鼓地展开工作。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个人都被亢奋的情绪包围着，胜利的曙光似乎就在眼前。下午四点，我接到了家里的电话。
“邹姐，石头发烧了，还拉肚子，怎么办？”保姆恐慌的声音从话筒传来。我的心直直地往下坠。“小杨，你慢点说，石头发烧多少度？拉了几次？”我强自命令自己镇定下来。“我刚刚量的，三十八度五，下午已经拉了四次了。”保姆说。三十八度五，那不是高烧？我的心揪紧着害怕起来。那么小的孩子正在受罪，他的妈妈却离他几千里之遥。我心焦似火，只恨自己□乏术，不能够马上插上翅膀飞回儿子的身边照顾他。怎么办？邹天去外地开研讨会了，谁能帮我呢？
低头思忖片刻，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拨高展旗的手机。“老高，你在哪儿？”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很自然。“在所里。怎么，才一天不到就想我啦？”“别开玩笑。老高，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咱俩谁跟谁，说吧，什么忙？”“你现在到我家里，拉上我家的保姆到市立医院去。”“哎，邹雨，你家什么时候请保姆了？”高展旗诧异。“先别问了，等我回去再说吧。”我挂断了电话。
接着打家里的电话，我脑中努力搜索着从网上得来的信息，嘱咐着保姆多带几片尿布、纸巾，拿好毯子、水、奶粉，带够钱，确认她都一一记下，才略感安心。
然而身在北京的我还是心神不宁，担忧儿子。晚上十点半，我坐最晚班的飞机回到了家里。
这么晚了，小石头躺在床上哼哼唧唧地哭闹，圆乎乎的小脸因为脱水瘦了一圈，头上打针的地方被剃去了一片头发，露出了白花花的头皮，显得格外突兀。眼泪流了下来，我心疼地抱起他，柔声哄着：“石头乖哦，妈妈回来了，妈妈爱你。”也许是我的怀抱让他安心，石头的哭闹声渐渐小了下来。
我抱着儿子踱到厨房，问正在吃饭的保姆：“医生怎么说的？”“说是肠胃型感冒。”“怎么会突然感冒？你们去什么地方了吗？”我问。“上午小区文化站里有一些老太太歌咏比赛，我抱着石头去看了。对不起，邹姐。”保姆内疚地说。“算了。以后千万别去公共场合了，冬天感冒的人多。”我心疼儿子，也不忍过分苛责她，只好轻描淡写地说。“好，我知道了。邹姐，你累了早点休息吧，晚上我来照顾石头。”保姆有这个好处，知道主动找活干。“不用了，我来照顾他。我明天一早就要走，明天一天还得全靠你，你今天好好休息吧。”
半夜，退烧针作用一过，石头又开始发烧了。我喂他吃下药，用酒精擦拭着他小小的身体，不间断地量着他的体温，一直折腾到三点钟，小石头睡安稳了，我才闭上眼睛，眯了一觉。早上五点半，测着小石头的体温还算正常，我叫醒保姆，把所有的注意事项向她叮嘱一遍，留下高展旗的电话，然后出了门。
也许是太过忧心和焦虑儿子，也许是太过疲劳，从不知晕机为何物的我，竟然在飞机刚刚爬升时就晕机了。离家时匆忙吃下的几块饼干开始发酵，胃里翻江倒海，我急忙抽出塞在前排座椅后面的呕吐袋，吐了个一塌糊涂。
疲惫地将头靠在舷窗上，闭上眼睛，想起了林启正送我去北京的那次旅程，我坐在差不多相同的位置上，他帮我拎电脑包。启正，我真的很想你，如果你在我的身边我就不会这么狼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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