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很新鲜，进去看看说，怎么画的都是些迷魂阵呀。小格拉西莫夫的画廊没有支撑下。那你们对他的画怎么评价呢？我对西县那位同志说。西县的同志笑了，说，在大都市兴许可以，可在我们深山老峪，人们的素质上不去。
我还是想见见小格拉西莫夫，索性专程去了趟土坨。娜塔丽娅迎的我。50来岁的人了，骑辆本田摩托，带着一手金戒指。她立刻就认出了我，大大方方地说，快来画吧，画个骑摩托的。我说，我是来看二旦的。她说，我知道你是来找你徒弟的。他呀，正在后山烧窑呢。我说，烧砖？她说不是。我说，烧瓦？她不是。我说，烧花盆？她说不是，他烧的是艺术品，专烧小课（裸）体儿。“这回可行啦，生是让小课体儿救了他，销路可好哩。”她说。
我马不停蹄地爬上后山，看见一个乱石小院，院里有个小土窑正在冒烟，我直奔小土窑而去。
“有人吗？”我推开栅栏门说。
从一间乱石小屋里走出一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蓬乱的头发竖着，穿件假警服，腰里系根绳子。他站在门口，打量着我说：“找谁呀？”
我说：“找你呀。”
年轻人又把我打量一阵说：“认不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唱起来。
年轻人更显懵懵懂懂。我说：“秦二旦你怎么了？”
年轻人说：“二旦是我爹。”
我这才明白过来。屈指算算，我和小格拉西莫夫相识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你爹呢？”我问年轻人。
“送火（货）却（去）啦。”
“到哪儿送货去啦？”
“太原。快屋吧。”
我跟年轻人进了屋。当屋支块铺板，上面有红泥、青泥和石膏。四周地下摆放的都是“货”：泥质的，石膏的，烧过的和未烧过的。全裸的和半裸的“小课体儿”；扇着翅膀的小天使；歪头读书的小爱弥儿。
我打量着眼前的货问年轻人：“都是你和你爹做的？”
年轻人说：“我翻模子，我爹挂彩。生是让我撺掇的他，先前他还不愿干。”
我这才注意到，原来石膏人都点着红嘴唇，有的奶头上也挂着“彩”。我问年轻人他爹哪天回来，他说得五六天。又说：“我你做饭吧，准是约（远）道来的朋友，有其席（吃食）。”
我早就发现在一个墙角码着好几个粮食口袋，口袋上都印着字：“雪花牌特一粉”“免淘小站米”……米面口袋们大都敞着口。山药也有，和东倒西歪的“小课体儿”搅和在一起。
“那，你妈呢——你娘？”我问。
年轻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自有不方便之处吧。这时我发现这房子还有间里屋。我往里看看，有条小炕，炕上并排卷着两个小铺盖卷儿。
我没有等小格拉西莫夫回来，也没有吃他家的“特一粉”和“免淘小站米”，年轻人也没有执意留我。
“冰川”号的走廊里又传来纷乱的脚步声，这次预示着我们已入挪威湾，船就要靠岸了。
“起床吧，小姐。”齐叔对我说。他已站在房间中央又踢腿又弯腰。
你看到小格拉西莫夫的油画了吗？在那个乱石小屋。我问齐叔。
齐叔说，让他儿子给烧了。据他儿子形容，烧的时候烟冒得很大，很呛人。连画箱都被他儿子烧了，他儿子手舞足蹈地形容：“嘎巴嘎巴……”
挪威湾被初冬的太阳照得金光灿灿。我和齐叔随着人流走下“冰川”号的舷梯，走出港口。我又见到了与我同行的那位“小格拉西莫夫”。又一次与我面，他格外热情，放下手提行李就过来同我握手。我和他握着手，用我掌握的那几个俄文单词对他说：“格拉西莫夫同志，祝你好运。”
他说：“我不姓格拉西莫夫。”
我说：“对不起，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他说：“我姓科林，谢尔盖·科林。也祝你好运。”
我和科林分了手。齐叔说，你的俄文发音有毛病，有些单词字头的元音应该“软化”，比如咱们说了一路格拉西莫夫，实际，“格”在此应该读“盖”，小格拉西莫夫就应该读小盖拉西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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