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父亲与马连良第(4/18)页
此，剧团无人提出异议。
王金璐是1936年的童伶生行冠军。他迷马（连良）又崇马（连良），故而拜马连良为师。1959年，他在西安演出《铜网阵》摔成重伤，在家调养整整十八个年头，日子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马连良为在经济上能有所助，便请王金璐的夫人给自己抄剧本，做些文字工作，这样可挣些钱，贴补家用（"文革"中马连良去世，可怜王金璐夫妇就只能靠糊火柴盒度日了）。总之，梨园行无人不佩服马连良的侠义心肠。
另有一事，我也是记忆至深。一日下午，我在家做完功课，跑到院子里踢毽子。忽然，洪秘书领着一个年轻的女性，跨进二门。她衣淡雅之服，修短合度，端庄秀丽，婀娜而刚健。
在把客人送进大客厅后，洪秘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连忙跑过去，问："那女的是谁？"
"她叫罗蕙兰。"洪秘书答。
"这么好听的名字。是干嘛的？"
"是唱京戏的。"
"太好啦！"我不禁欢呼起来，遂又问："她为什么来咱们家？"
"找你父亲。"
我说："她找我爸有事吗？"
洪秘书说："当然是有事才来。"
"什么事？"
"想在北京落脚唱戏。"
"这事儿，我爸能行吗？"
"你父亲要请马连良帮忙。"洪秘书这样说。
谈话的时间并不长。主客二人从大客厅出来。父亲对那罗女士说："有了消息，会通知你的。"遂转身对洪秘书说："替我送送客人。"
那罗女士对父亲深鞠一躬，并一再道谢。
没过多久，马连良托人送来四张戏票——是他和罗蕙兰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审头刺汤》。
我举着票，嚷着："爸，咱一起去呀！"
"去呀，去呀！"父亲也跟着叫。
我搂着父亲，大笑。
到了演出的那一天，父亲恰好有外事活动，不能去了。我看戏归来，父亲问："小愚儿，那罗蕙兰演得怎么样，漂亮吗？"
我说："漂亮，比马连良还漂亮！"
听了这句话，没看戏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高兴地直乐。
马连良有没有短处呢？有短处。短处是抽大烟。这在梨园行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与当今的演艺圈非常相似。他抽，其他几个名角，也抽。
我听说这类事后，很奇怪，问母亲："听说抽大烟能上瘾。什么叫‘瘾'呀？"
母亲说："鸦片也好，杜冷丁也好，主要成分都是吗啡。吗啡是作用于神经系统的。一旦占据了人脑，就能产生轻松解放的感觉。而且，这个感觉一生都无法忘记。所以，有了瘾，就有了病，终身不愈。"
"戒得掉吗？"
"戒不掉。"
"为什么？"
母亲犹豫片刻，说："从医学角度看，现在还没有答案。"母亲还认为，吸毒于社会是罪恶现象；但于个人可能与道德品质无关。由于它是一种疾病，所以，靠说教和硬挺是戒不掉的，特别是对那些特殊身份的人，就更难戒掉了。母亲的话，令我非常吃惊。因为这和政府宣传的完全不同。1949年后，政府虽将抽大烟的名角儿集中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统一进行戒毒，果然收效不大。最后，政府暗中做了妥协，由彭真特批，他们可以"抽"。不过，量小且严格控制。
毒品是情绪的润滑剂。无论你有多大压力，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也不管体力如何地不支，心情如何地不好，一针下去，一切都消失了。刚才还无精打采，瞬间即可激情四射。舞台情绪本来就是靠不断的神经活动兴奋点形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必须去主动适应这样一种非常态生活，恐怕是从前的梨园行、眼下演艺界"抽"的主要原因。但是取其提神小利，却忘了成为痼疾之大害。应该说，马连良对大烟的人间至乐与至痛的同一性，是深有体会的。1942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而动心，也为此而前往。抗战胜利后，1946年有人检举这事，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斡旋，1947年才脱了干系。人出来了，家却负了债。马连良的东北演出，在官府眼中是个案子。但在梨园行和一般人看来，就是"谁当皇上，都得听戏"的事儿，与政治无涉。比如：溥仪大婚三天堂会，京中名角齐集。抗战胜利，梅、程曾到南京给蒋介石演出，艺人们也都没觉得这是什么政治行为。同仁为了安慰出狱的马连良，在长安大戏院唱了一场合作戏《龙凤呈祥》。马连良的前乔玄、后鲁肃，程砚秋的孙尚香，金少山的张飞，李少春的后赵云。演刘备的谭富英，从第一场的"过江"一直唱到后面的"回荆州"，卯足了气力，一句一个好。江湖规则，朋友义气，给马连良以万分的感动和一生的感激。
马连良这一趟的"伪满"演出，一直被上边视为"污点"。但为了政治需要，所谓的"污点"有时也是可以拿来利用的。比如，1961年的国庆，全国政协举办的欢迎华侨、港澳同胞归国观光酒会上，官方特地安排溥仪和马连良坐在一起。这一景观，顿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记者和一批又一批的华侨。后来，父亲看到他们拍的一张照片，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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