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

    “伯钧，我特地来看你。”

    “老翦，你怎么来了？”父亲喜出望外，兴奋不已，像分离很久的兄弟骤然晤聚。是呀，现在人人都忙活着紧跟形势、渴望着脱胎换骨，有谁还记得含泪滴血的故人。

    翦伯赞告诉父亲：前不久，国家建立了一个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经李维汉提议，受乌兰夫邀请，组团访问内蒙古。他知道统战部搞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来这里避暑，便要了个名单。一看，上面有章伯钧三个字，便决定要来看一看。

    父亲问：“你还要看谁。”

    “谁也不看。”说罢转向我，问：“小愚，还记得我家的锅巴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母亲的眼圈蓦地红了。

    “记得，记得。”我说：“翦伯伯，我怎么会忘了呢？”

    “记得就好。”翦伯赞笑了，又问父亲：“这几年，你的情况怎么样？”

    “如老僧守庙。”

    翦伯赞点点头，他或许能体味出这僧人般空寂底下，所隐藏的失落、耻辱、容忍，以及被极度压制的自由意志。

    “民盟的情况呢？”

    “你以为民主党派还有起色？人在世间，梦在天上。幻想是逐渐灭亡的。而令我最痛心的事，莫过于看它生长，又看它灭亡。”紧接着，父亲提高了音调，说：“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李维汉。”

    翦伯赞对母亲说：“健生，这次和你们一起来的还有许多老朋友呀，大家又见面了。”

    父亲不等母亲开口，即道：“我和健生还有什么朋友？包括潘光旦、费孝通在内，无不是前车刚覆，戒心犹在。可怜！我能体谅他们。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专制的大舞台。何况老毛从来自操威柄，一路强攻过来。把大家都弄成弱者，剩下的那个强者又有何用？现在又兴搞什么大跃进，放卫星，赶英超美。只有无知者才信这些毛氏奇迹。知识分子中即使有人不满，充其量也只能是腹诽耳议罢了。老翦，你是个史学家，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现在不思考、不研究，将来发生的事，恐怕连思考的时间和研究的余地都没有了。反右对民主党派而言，就是个大教训！”

    翦伯赞听父亲这样的议论，一句也不反驳。

    客厅里出现了停顿的寂静。我面对着翦伯赞而坐，发现他竟也老了许多，头发更白了，抬头纹像刀刻一般，眼睛深陷，目光透达而忧郁，又像是在质疑什么。

    我想打破这个沉闷的局面，便问：“翦伯伯，你好吗？”

    “我不好！什么都不好！”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恶狠，目光怨毒。犹如一锅沸水渴望着横溢和宣泄。

    我又说：“我当初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你的北大历史系。”

    话刚出口，胸揣怨火的他，大声喝道：“学什么历史！考什么历史系！现在历史系的学生连句子都断不来。教育一塌糊涂，史学一塌糊涂，社会更是一塌糊涂。我看，没有什么事情是好的。”

    父亲说：“听说，北京大学也要搞人民公社，把个大学办成科学、教学、生产、军事、劳动的联合基地。老翦，是这样吗？”

    “什么基地？都是放屁！现在是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学生不像学生，教授也不像教授。”

    一切都哑默了，谁也找不出话题来。激动又惊骇的父亲，围着沙发踱来步去。

    突然，翦伯赞直声对我说：“小愚，你出去。现在是我有很多问题想不通，要和你父亲谈谈。”显然，面对高举三面红旗的社会喧闹和政治盛景，他感受到的是残破与不安。引起内心痛苦的，可能远不止这些。

    父亲连连向我挥手，我乖乖地出去了，拿着一本小说，坐在庭院安放的木椅上，等着，想着。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翦伯赞从招待所的大门匆匆走出。

    我赶忙跑回房间。母亲正在收拾喝剩的茶水，父亲则一语不发地瞧着窗外出神。

    我问父亲：“你和翦伯伯谈得好吗？”

    “好。”

    我想，一次会晤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翦伯赞已经在光彩的照耀和周遭的破败对比中，找回了自己；从政治需要的从属关系中，剥离出属于学者自己的本质。像晨曦梦回时的一弯晓月，散发着清朗、辽远和庄严。

    其实，翦伯赞对问题是想通了的，是有答案的。答案就在心里。

    有人[12]把翦伯赞一生的史学研究，分为在野期（1940—1949）和在朝期（1949——1966）两个阶段。认为他在野期的史学研究，以史料学的探索最富学术意义。在朝期则是一手改造旧史学，一手建立切合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由于“他的史学活动，无论是批封建主义的史学，还是斗资产阶级的史学，其字里行间都弥漫着‘以论带史’的气息。”[13]故而受到专业史学家的冷淡。他刚到燕京大学，有的教授曾以轻蔑的口吻，故意大声问道：“谁是翦伯赞？我们没听说过。”

    事情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与父亲海拉尔会晤的前后，翦伯赞文章的锋芒已更多地指向了“左的幼稚病”。他在1959年至1963年写出的三篇文章（即1959年的《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1961年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3年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明确提出“片面性、抽象性”和“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泛滥于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中的严重缺陷。而他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虽志在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相结合去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但治史当从史实出发，史家当根据史实、按特定历史条件研究分析历史的论述，无论其精神实质，还是实践效果，都是“出类拔萃，远非郭（沫若）老、范（文澜）老所能匹敌。”[14]

    1962年，雷海宗去世。噩耗传出，令所有听过雷先生课的人，无比哀痛和惋惜。这个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右派教授，同时能开“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国商周史”、“中国秦汉史”、“史学方法”等四、五门课程。这个从不备课、从不讲究教学法、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右派教授，以磁石吸铁的力量吸引着无数青年教师和学生。连学问好、资格也老的同行刘崇鋐都极其推重他，称其为大学问家。并对自己的学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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