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

党员。

    自1959年以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进入了极其严峻的时期。人人空着肚皮，个个唱着高调。教育界以行政方式推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生视教师为对头。资格越老，学问越好的教师，就越是死对头，搞什么“拔白旗”、“批白专”运动。把老师搞倒了，学生自己编教材。典型的事例，就是北大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倒退之行和激烈之态，无不受到官方的默许和鼓励。中山大学的王季思曾对我和其他搞戏曲史论的同事说：“（19）59年大学里掀起学生写教材的热潮。人们常说荒唐梦，这样的事比梦还要荒唐。我私下里对北大王力先生讲：‘现在教育界的情况是，教授不如大学生，大学生不如中学生，中学生不如小学生，小学生不如幼儿园。’想想吧！这是多么可怕的愚昧。”

    在官方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厚今薄古”的方针指引下，史学已将其本质抽剥到一种“武器”的特性解释。各种各样的观点及做法，便接踵而至。有人主张要以阶级斗争为红线贯穿中国历史；有人提出要打破封建王朝体系，以农民起义为纲；有人要求“以论带史”。乍一看，还以为史学界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实则，它已成为另一场政治狂飙的前奏。翦伯赞是主张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但他决不能容忍教育如此低级地伺候于政治，服务于某项政策。翦伯赞是主张学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但他绝不能容忍学术如此卑贱地跪拜于权力。对于那时的教育革命和史学革命的种种做法，他有投入，有参与，有调适，但也有不满，有抵制，有排拒。其思想冲突非常激烈，内心变化也十分复杂。毕竟政治难以取代常识，环境无法窒息心灵。可以说，到了六十年代，翦伯赞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折。

    毛泽东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恰恰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翦伯赞主张“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他说：“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帝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并进一步说：“王朝和皇帝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应该涂掉的，用不着涂掉的，也是涂不掉的。”

    毛泽东说：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翦伯赞认为，必须承认和肯定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他说：“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隋炀帝没有挖运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翦伯赞对史学革命后的无产阶级阶级史学阵地，可谓痛心疾首。他的评价是：“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成了一种风气。总的说来，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

    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地，翦伯赞不厌其烦地大讲“历史主义”，说“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他批评有的人为了表示站稳立场，“把中国古代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

    对很多具体问题，翦伯赞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他多次参观和审查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常常是大发议论，甚至是边看边议。他说：“要通过具体历史实际来提原则理论，不要以理论原则来套历史实际。”

    官方博物馆给谁陈列画像，一向属于重大问题。对此，翦伯赞说：“现在博物馆的历史人物画，没有一张是历史画。”并建议：“乾隆皇帝也应加入，没有他就否定了疆土。即或左宗棠也可考虑一下，没有他则新疆早已脱离祖国。……所提朱熹，我以为应当进去，当时他的时代是容许他唯心的。”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翦伯赞极为称许的历史人物竟是玄奘。他动情地说：“玄奘这么一个最大的翻译家，不仅是空前，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翻译过那么多。他是最大的冒险家，最大的思想家，唯识论，在印度压倒一切。这个人胸襟开阔的很，智慧很高，胆子很大，毫无名利思想，到死前二十七天还在翻译。找个美术家，好好画一画。玄奘像，头应该大。现在的像，既不够大知识家，也不够冒险家，这样又很庸俗无用。玄奘的说明，看不出他是唐代的一个高僧。我以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着避讳。说他是一个高僧也不贬低他。宗教不一定是坏事。”

    六十年代的翦伯赞很想效仿司马光，编写一部像《资治通鉴》那样的史著。着手如此浩大的编纂工程，当时北大历史系有的是人手，没有的是环境。毛泽东站在政治的巅峰，整日价呼风唤雨，对知识分子批来斗去。哪里有安定？何处寻寂静？1949年前的翦伯赞，能够脚踏政治、学术两个圈子。可到了六十年代，他已经无法将政治与学术联系在一起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父亲和他在内蒙的一座新兴小城，作了最后的会晤。

    1961年的夏季，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央统战部请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去内蒙的海拉尔市避暑。其成员的政治面目各色各样，有左派骨干，有右派头目，有纯粹学者，还有统战干部。父亲被容许带着全家前往的。

    海拉尔的夏季，凉热宜人，风景大佳。对娇绿之草色，听云端之鸟鸣，心旷而神怡。我们安顿下来后，别人成群又结队，父亲则独来又独往。即使有个别熟人在走廊、花园、餐厅里相遇，也无非是一张冷漠的面孔，重复着陈腐的套话。父亲索性一个人看书，一个人散步，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无欲无染。右派中唯有龙云常来闲聊。抗战的往事，是他们永恒的话题。后来登门的，是中共干部阎宝航。张大帅及其诸公子是二人持久的谈资。

    一日下午，突然有人敲门。母亲边说：“请进！”，边去开门。

    见翦伯赞立于门外，全家都傻了。

    “翦伯伯！”我跑过去拉着他的衣袖，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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