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

伤心。我在想，社会上已经失去“面子”的父亲，是不是觉得在家庭里开始失去“里子”了。父亲失去的再多，哪怕父亲在外面的存在等于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声不吭，站立在父亲的身后。父亲也一声不吭，双手交叉于胸。他的外表是平静的，然而心里必定很难受。六十多个年头的人生，在心窝子里一次次跌宕翻腾。

    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唯一选择，是独处，也只能独处。假如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面壁数十载，独处一辈子，也算不得什么难事。偏偏父亲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也没能塌心做学问，而是起劲儿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静，得参与，得活动，得闹腾。开会，讲演，结社，游行，拟指示，呼口号，写文章，直至发动战争（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他搞的政治始终未能上升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父亲以此为生活，以此为追求，以此为乐趣。如今这种生活、追求和乐趣，给撅折掐断，戛然而止了。这番光景，好似一个有名气的演员，戏唱得正带劲儿的时侯，被轰下了台。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奋的锣鼓，丝竹，灯光，油彩，底班，龙套，跟包，观众，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一大早起床，父亲不必忙着漱洗用餐，既没有机关让他去上班，也没有单位请他去讲话。上午到下午，父亲不必忙着东奔西跑，既没有事情等候他处理，也没有会议需要他参加。从早到晚，父亲不必忙着前庭后院的穿梭，既没有人按动大门的电铃，客厅里也没有响动的电话，书房里更没有摆放好的文件、报告、公函、书信，亟待拆阅。父亲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从洪秘书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厚厚一叠，他的眼睛像架扫描仪，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扫”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16开大小的《参考消息》，读得仔细，看的时间也最长。

    父亲说：“只有‘参考’上，还有一点消息。”有时侯《参考消息》送进门，正巧父亲要去方便。他能拿着它，在卫生间里呆上几十分钟。要不是母亲催我也叫唤的话，不知他坐在马桶上还得看多久。老实讲，能得到这一点消息，也来之不易。因为父亲在必须接受右派帽子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希望今后自己能够继续看到一份《参考消息》。

    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父亲也就终日无事可做了。在以往杂乱忙碌辛苦劳累疲惫困乏的时侯，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静恬淡闲适的日子。现在，他向往的日子来了，却没能给自己带来安宁清静恬淡闲适。（19）57年以前，那时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亲每隔一、两个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带到郊外去散心。香山、颐和园、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现在，每天都可以搞郊游，父亲却呆在家里，不爱动弹。说来也是，父亲乃职业政治活动家，现在打发他去过既无政治、又无活动的生活，他浑身上下能得劲儿吗？父亲常一个人独坐书房。黄昏时分，书房内一片幽暗，他也不开灯，凄败之色在脸上尽情地铺展，犹如把自己自觉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顾茫然……

    年轻的我很难体会出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但我发现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痛快了。填好的入团申请书，被告知作废。政治课老师拿我的思想小结或学习心得作为批判材料，在全班散发抖落。班干部和积极分子都不怎么搭理我；干部子女身份的同学把我从圈内踢到圈外；出身不好的同学又不敢把我从圈外划入圈内。一个先是团支部书记后当上学生会主席的同学，时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并抓紧一切可以抓紧的机会，随时向我发动攻击。站在学生官儿的位子上，她的每次行动又总能纠集到同伙。一旦我陷入挨批的处境，就觉得自己也当上了爸。这时我心里也着实纳闷儿：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只要怀上一颗革命的心，怎就穷凶极恶起来？下午自习课后的自由活动，是我最难挨的时光。看着同学三三两两的闲聊天，拉帮结伙的搞活动，就好像一支行进中的浩荡队伍单把我抛撇在外头。我孤零零地伫立于操场东头的老杨树下，看着渐褪的夕阳，即使什么都不想，只要鼻子一酸，那眼泪就流成了行。为了排遣空虚，我能借个蓝球，一口气玩它几个小时。

    我的同学、已是北京青少年业余体校篮球队员的洪钤，瞧我投篮的兴致如此之高，便对我说：“你那么爱好体育，找个机会我推荐你去业余体校学打蓝球吧？”

    我回家把这事儿跟父亲说了。父亲这下可找到一个分析事理的机会。他口若悬河地讲起来，认为洪钤的通脱，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响。然后，告诉我戏剧家洪深出身官宦门第，且毕业于哈佛。再后，又向我讲述了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一案，而如何改变了儿子的人生道路。最后，父亲建议我去看看曾朴的《孽海花》，说那里面影射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很有意思。由此，我发现讲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亲的话头。他，真的寂寞。

    时间一长，我打球的热情开始消衰，决定不再去体校。下午放学回家，把功课做完，就和父亲一样地无事可做。东翻翻，西看看，从北客厅遛到南书房，又从东客厅逛到西卧室；再不，打开收音机，从孙敬修娓娓道来的童话故事，一直听到斗嘴架势的歌曲《社会主义就是好》。

    无事可做的父亲看不惯无事可做的女儿。他问：“你的心上是不是长了草？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就能给官方提那么多条的批评意见；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问句方式批评我“心上长草”之外，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

    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学书画。理由是：“如果我不学的话，将来你死了，你买的那么多的字画由谁来欣赏呢？”听后，父亲大惊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奋，情绪之昂扬，活像当天我要给他做大寿。

    父亲立即张罗起来。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然后给我送来文房四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他自己充当搬运工，不叫洪秘书插手。什么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允明、文徵明、吴昌硕、金农、郑板桥、吴大澂、康有为等人，以及我当时就认不得、现在也记不起的许多名家写的立轴、手卷、册页。父亲每搬来一样宝贝，都要数落给我听，抖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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