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这个努生（罗隆基的字）就是不给，把流风余韵系于纸墨之间。现在它们都成了罪证和炮弹，投向这些从前爱过他、现在还活着的女人。”
“健生”，父亲唤着母亲的名字，又道：“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而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成了他们最后的会晤。
一九六九年父亲病逝。
一九七八年，我从四川省第二监狱释放回京。母亲说，为了我的出狱，她找了许多关系，托了许多的人。现在要带我去拜见、面谢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老大姐：史良、雷洁琼、李文宜。我们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洁琼，最后去的是东总布胡同二十三号。在路上母亲告诉我，小陆已经去世。去世的情况非常意外：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在外交部召开的追思会上，小陆谈到总理对他的关怀时，激动万分引发了心脏病而猝死的。
我们与史良的会面是在一楼客厅。几十年未见，身着白衫青裤的她，略显老态，但依旧是仪态雍容。光泽的肌肤、白皙的面庞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难相信她已年逾七十。
母亲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说：“喏，这就是刚从四川回来的小愚（我的小名），没有你的帮助和搭救，她恐怕至今还蹲在大牢呢。”
我赶紧补充道：“数千人的监狱，我是平反释放的第一人。这都得谢谢史阿姨了。”
史良摆摆手，说：“不要谢我，我没有起关键性的作用，也不可能起到这个作用，不过就是找找人，反映你的情况。我跟他们讲，章伯钧的女儿怎么就一定是反革命？她在日记里写几句对时政的看法，就算犯法？从法学观点看，简直不成道理。所以，我要替你讲话。在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则的。我史家有个远房的侄子，前几年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后来找到我，想让我为他开脱。我把这个远房侄子的情况一摸，发现他不但品质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忙我是不能帮的。孩子从小游手好闲，现在劳动几年，恐怕对他今后的一生都有好处呢。”
吃午茶的时候，母亲关切地问：“小陆走后，你的生活还好吧？”
不料母亲寻常问语，引出史良眼泪无数。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着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她哭声凄婉，而那样子又很像个冷不防被抢走了心爱的洋娃娃，一个人坐在大房子里伤心抹泪的小女孩。母亲后悔自己不该提到小陆，说了许多劝慰的话，随后告辞。史良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我就不远送了。”
母亲和我走出大门，便听见有人在喊母亲的名字：“健生！”回头一看，原来是上到二楼寝室的史良靠在临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摇动着那条擦拭过泪痕的白手帕。我俩走一段路，就回头望一眼，那白色始终在阳光下晃动，闪耀。我一向认为人老了，简单的衣食住行，都是无比的沉重与艰难，他们的内心自不会再有炽热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忧伤表达出的至爱，令我感动不已。当我跨入老龄，生活之侣也撒手人寰的时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记忆，便愈发地生动起来，也深刻起来。是的，脆弱的生命随时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转瞬即空，归于破灭，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的存在。
不管父亲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问一九五七年的事平不平反，母亲都决意要给自己的丈夫写一点文字的东西，留给后人。在搞“章伯钧生平”的同时，她还想搜集一些父亲生前的照片。现在谁还保留着与章伯钧的合影？数来算去，唯史良矣。一九八三年二月，趁着春节拜年的喜庆日子，母亲带着我又去东总布胡同。这时的她已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须提前联系，获得同意。这次见面被安排在二楼的小会客室，楼梯的转弯处是一株叶大如盆、油绿乌亮的龟背竹。上得楼去，便从一间敞开的房间墙壁上，看到悬挂着的小陆遗像。像很大，拍得也好，他一生的温厚朴讷都印在那上面。我想，这间屋子就是史良珍藏爱情、持守亡灵的圣地了。
虽是冬日，穿着一件蓝色对襟丝棉袄的史良，却坐的是把藤椅，好象在我们未到以前，她已经坐在那里很久、很久了。此时的她，完全是个老迈之人，稀疏的头发，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着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迟缓、冷淡。见此情状，母亲尽快地说明来意，在重复两遍以后，她听明白了，对母亲说：“这些事由我的秘书处理，他们会告诉你的。”
秘书的答复是：“史委员长的包括照片在内的所有资料都很珍贵，概不外借。很对不起，请李先生原谅。”
我们不便久留。听说我们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颤的手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卷，递到我的面前，说：“小愚，今天是春节，史阿姨要送你压岁钱。”
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是五元的钞票。刹那间，心头泛起缕缕难以名状的伤感：是伤感于母亲要求的被拒？是伤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态？还是伤感于她视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妇人？——这一切，连我自己也无法辨析。
“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岁月飞逝，留给我们的只有记忆，好在我们还有记忆。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母亲执意要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进得大厅，母亲便痛哭失声，站立在遗体前，几乎跌倒在地，情绪难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个在职部长低声问身边的人：“她是谁？”
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钧的夫人。”
另一个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问：“章伯钧是谁？”
老者无语，一片沉默。
数年后来，我去民盟中央机关的宿舍，替母亲探望她的几个老友。闲谈中，对其中的一位问及史良身后之事。他告诉我，史良无子女，她的几个侄辈认为史良的首饰可能值些钱，便提出分割、继承的要求。经过请示，决定由他代表组织拿着全部的首饰，领着这些亲属先去珠宝行鉴定其价值。鉴定出的结果是：所有的戒指、胸针、耳环、项链加在一起，也就值个三千块。听到这个价码，后辈一律表示放弃要求。当然，珠宝行的鉴定者，不知道这些漂亮的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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